美国对于中国问题的兴趣，是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并崛起而渐渐发展起来的。费正清在回忆此段历史时说：“它引起了公众异乎寻常的可以说是病态的关注，恰似25年后的水门事件那样。全国所有参加这场争论的人都充满了激情，似乎在做戏一样，然而这却是真的。”[1]但是麦卡锡主义的到来却给中国问题的研究带来了灭顶之灾，它甚至“已经把中国问题研究领域‘拦腰折断’”[2]了，这个时期中国问题研究虽然还在继续，问题基本上集中在中国古代历史的探讨上，①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麦卡锡主义风潮过去以后，及中国“三大改造”、“抗美援朝”战役等等内外问题成功地处理，中国当代问题又一次进入了学者的研究范畴，时任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委员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主席戴德华（George Edward Taylor）说：“共产党中国是我们迫切的问题。”[3]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博伊德（Julian P.Boyd）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他说：“了解中国乃是当今人类面临最紧迫的、思想上的和实践上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必然会变得越来越紧迫。”[4]余英时在回忆此段历史时也说：“1960年代以后，中国研究在美国很发达。”[5]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正是出于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史学地位受到了美国学界的重视，但是目前学界对此探讨的力度还不够，所以有学者认为：“我们一直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中国史坛的主流，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可是，世界上有相当一些国家学者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推出成果，然而这里却乏人问津，这是好奇怪的现象。”所以说无论外国人的研究是否赞成，都应该听一下，其正面或者负面，都会对我们有好处的。[6]鉴于此，笔者认为了解和认识美国上世纪50年代到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一方面可以知道此特殊时期美国的研究概况，做到心中有数。更重要的是，通过了解为我们学习和借鉴，进而加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提供便益。
    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经历上述同样的历程，据学者考证，研究大体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显然，这是与美国重新关注中国问题确切地说是中国当代问题关系甚大，和其他中国问题研究面临的状况一样，由于中美之间的对峙，使得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无法身临到中国内地进行材料的收集，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在接受访谈时说，到20世纪60年代，你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站住了，世界上有影响了，这就引起了美国人的关注。当时知道中国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社会地位、学术地位很高。美国中国学家当然要研究，何况我们自己是历史学家。但是资料却很难收集，只能从香港收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料，哪像现在史料铺天盖地的。②费维恺是美国少有的几个研究中国史学史并且主要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学家，其所在学校密歇根大学成为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博士培养点，[7]因此他的话应该是比较可信的，他的这些话清楚地告诉了我们，美国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动机和困难，动机显示了中国的影响力，而困难则非常隐秘地告诉了我们，研究的局限性，甚至我们也可以预测其必定会存在种种的误解和误读。而冷战的存在，也会给研究者带来不好的影响，敌视及片面的观点也会时常出现。
    虽然说，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大体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这种关注已经出现了。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翦伯赞、胡绳、吕振羽、华岗、向达等人任总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在1954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此套书涉及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捻军、回民起义等问题，规模庞大，是研究中国近代问题必备参考资料。当时编辑此套丛书具有政治教育意义，如《鸦片战争》第一册《序言》说：“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逐步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胜利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结束了由鸦片战争引起的历史命运。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垂死的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不想作最后的挣扎而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了解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悲惨景况和学习中国人民百折不挠的反抗精神，是十分重要的政治教育。”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鸦片战争是被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作为了解和学习的政治教育任务来完成的，此段序言也大致代表了这套丛书的理念以及当时中国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
    费正清和芮玛丽等美国史学家也对此套丛书十分重视，这是与费正清这代学者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费正清。众所周知，费正清被誉为现代美国中国学之父，他为美国中国历史研究从传统汉学转向以中国近代史为研究对象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为此他做了很多基础性的工作，编写目录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如与刘广京合编的《近代中国：1898-1937中文著作目录指南》，书中包含了1067部著作的详细目录，长达608页。费正清后来回忆此书说：“这部书至今仍令我爱不释手。只要案头有此书，我就能够随时告诉我的学生们他应当掌握的中文文献资料的有关情况。并指导他们如何去找。有了它，好象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使人感到更踏实，更可靠。”“更踏实”“更可靠”足以表明费正清对于此书的重视。1952年，又合编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汇编》，1950年油印本译稿《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年文献通论》面世，195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正式发行，此书标志着美国中国学研究范型的确立，即“冲击-反应”论，此书对美国中国学家影响深远，直到现在依然发生作用。费正清对编目和文献整理工作感慨颇深，说道：“文献和目录学方面的著作……为我的学生后来提出的专题性研究奠定了牢固基础。”[8]并自称：“获得了近40年来自哈佛大学开发该项富矿的特权，大约有60种已出版的专著都直接源于此。”③这些都说明，费正清对于目录及文献非常的重视，也说明了费正清在美国的中国学历史发展脉络中确确实实起到基础建设作用。出版于1954年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能够引起费正清等美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与上述费正清的认识关系甚大。他们组织了很多人为之写书评，他与芮玛丽为此套丛书也合写了总的引论。朱政惠教授认为此篇引论“代表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看法。”[9]所以，我们必须对这篇引论作一个分析，以概括出此时美国中国学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与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