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在英国召开了一次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讨会，这次会议是西方一次重要的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会议，会议的名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历史学”，当时史华慈⑦（Benjamin Schwartz）参与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但是没有参加会议，美国方面有很多人参与其中如费维恺、唐德刚、包华德（Howard Lyon Boorman）等学者，会议论文有《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农民战争之处理》、《共产党中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共产主义者历史学中的唐代》、《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教学》、《中国共产主义者对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的评估》、《作为历史学家的毛泽东》、《传统中国历史学和在共产主义下的改变》、《前中国历史之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解释》[14]等。1968年，费维恺又主编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由Cambridge，M.I.T.Press于1968年出品，这套书的大部分文章都已经在1964年Ditchley Manor会议并由《中国季刊》第22-24期（1965）出版，所以此书的论调以及观点应该是能反映出上次会议的精神，同时也能反映出当时西方学界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毕竟参与会议的除了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当然由于本文的研究范围的限制及美国出席此次会议人数较多等缘故，所以笔者认为此套论文集比较准确地反映了美国当时学界的看法。此书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历史学家著作的一个初步的汇总，但是编者带着讽刺的口吻要求读者关注中国历史学家是如何在阶级斗争观点及带有讽刺色彩虚伪的所谓“历史主义”视角下研究历史。编者认为，新中国的历史研究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及毛泽东思想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历史学家的功用是演示中国历史中的阶级斗争，历史研究反映出中共政权的强势及目的性。如此看来，历史研究在编者眼中几乎成了政权的附庸，无任何价值可在，满纸充满对新中国历史研究的嘲讽和敌视。Chalmers Johnson在书评中赞同费维恺的说法，指责中国历史学家是为中共政体服务的，是带有浓厚意识形态的，犹如19世纪时期的日本，这种编史犹如潜在的自杀行为。[15]谴责的语调比比皆是。郭斌佳（Pingchia Kuo）的书评较为客观，能够具体分析书中的观点，学术性较强，如他认为，阶级论既是共产党史学家的优点也是缺点。[16]
    到了1969年，James P.Harrison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对中国历史重新书写的一个研究》（The Communists and Chinese Peasant Rebellions:A Study in the Rewriting of Chinese History）由New York:Atheneum出版，1970年London:Victor Gollancz再次出版。这本书述说了中国农民战争理论，包括起义原因、领导阶层、起义的口号及失败原因等，作者认为，中共的农民战争历史的理论并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历史，但是却能达到他们最重要的目的。这个目标就是为中国的阶级斗争理论提供支持，作者在书中对年轻的所谓“毛主义”历史学家进行重点分析，引用了很多他们的观点，这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激进，更富有民族主义情绪，他们认为中国农民战争具有独特的革命品质，作者批评了这些观点，指责其意识形态太过严重。这本书出版后得到学界的好评。⑧不过，此书的很多观点和结论实际上早在1964年Ditchley Manor会议已经发表，相关文章刊登于1965年《中国季刊》第24期，[17]只不过著作增加了更多数据与案例而已。总结地说，20世纪60年代美国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起重要推动作用的应该当属1964年的会议，而《中国季刊》在其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因此在研究此段时期西方学界的观点时，不能漠视Ditchley Manor会议及《中国季刊》。同时，还要明晰地是，这段时期研究是以费维恺为代表的，带有冷战思维以及敌视态度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并且研究以编书目为特征。实际上这种研究根本无法深入，只是停留在介绍阶段，虽然编者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意识形态特点，但是缺乏实证的分析，即使出现James P.Harrison的著作，但不占主流。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的对峙局面由于尼克松的访华逐渐地走向正常化，与此同时，两国之间的学术交流随之迎来了新时代。从1974年，美国相继派出专家代表团访问中国，主要有两个目的：“一则了解中国学术研究动态，二则摸清中国相关的学术机构、专家，及相关的研究成果，从而为以后双方的交往奠定基础。”但是20世纪70年代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对美国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不太公平，他们不能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来华，比如1974年以美国社会科学委员会草药学代表团的身份访问中国，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当年只是翻译和文化顾问。⑨1977年，柯文（Paul A.Cohen）作为青年政治领袖代表团（the Young Political Leaders Delegation）访问过中国，只是这次由于时间短暂没有对中国进行深入的了解，再则“文革”刚刚结束，改革开放的国策还没有制定，政治空气还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柯文虽然见到部分是史学家，但了解中国史学状况的愿望没有完全实现。⑩直到1979年明清史专家代表团访华，此种情况才得以改变。但依然有许多限制，虽然他们是第一批被允许进入档案馆的外国人，但实际上是不允许使用这些档案的。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中美学术交流才开始解冻，为双方的信息的沟通提供了条件。[18]总而言之，20世纪70年代尽管出现了缓和现象，但美国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者依然不能进入内地进行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也就是说，研究条件与前期差别不大。然而美国国内却出现了重大的转变，1960年后期，美国的政治社会开始发生变化。民众开始对美国政府发动越南战争，将西方文明强加于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一些激进人士甚至对中国的“文革”也产生了向往。[19]生活在这个年代中的年轻人，他们都比较左翼，也熟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历史观来说，他们都想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某种束缚，探索在西方历史以外的不同途径。[20]也不再轻易认为“凡是‘近代的’就必然是‘文明的’的，”[21]美国史家开始“站在中国，而不是西方的立场来考察历史。”[22]这里面体现出了迥异于前期的意识形态过重的现象，而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真正的学术研究上，美国的中国研究呈现“学术化”趋势。（11）期间，美国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发生了改变。
    美国左翼学者德里克（Arif Dirlik，1940-）出版了《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The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1919-1937），由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于1978年出版，中国大陆2005年才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发行了中译本。德里克研究的主要任务涉及：分析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解释的起源及其性质，阐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时所面对的问题，并考察他们对当时中国的革命性变革的专注是如何塑造了他们处理理论和历史问题的方式（中译文，第2-3页）。这种研究与前期美国学者的方式截然不同，他是从学术的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起源、演变等历史。费侠莉（Charlotte Furth）评述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出现背景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也应该属于我们自己。[23]这种表述说明了前期妖魔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做法开始转变。中国学者陈峰说的更加的透彻，此书出版的1978年，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德里克表现出克服政治偏见，客观估量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努力。”并提出了此书对于我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两点启示，“一是跳脱意识形态话语，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内涵，并将评论克制在学术层面上；二是在问题意识的引导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描述转向分析。”[24]在整个世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处于凋敝状态下，德里克的研究或许能够给予另外一种良性的刺激。值得注意的是，海外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很少被国内引进，德里克的《革命与历史》出版一方面透露出此书的学术性，而非上文如费维恺等人著作中冷战仇视意味，另一方面，也显示了美国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学术性的重视。应该说，这是一本转型性著作，标志着美国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从政治对抗到学术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