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总论》（Introduction）中，费氏等人认为：“编史是共产党中国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为了迎合现代集权体制的需要，也是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遗骸。”这句话很明显反映出美国学者认为中共的编史是一种政治行为，虽然在前面的引文中，我们知道了中国方面此次作为也是政治的，但是对比费氏的言论，似乎编史在费氏那里只是为了新政权摇旗呐喊，甚至没有逃离出封建王朝修前朝史的轮回。其实费氏非常清楚在帝制中国时期，大部分王朝支持此种大规模编史行为，并用此禁止异端学说。很多中国学者为此兢兢业业地努力着，用以支持现行儒教及王朝正朔。可费氏认为，传统并不能一下子消失，“尤其当它适应新北京政权政治目的时。”也就是说，新中国的建立，不能改变修史是为了控制思想、控制言论的行为，所以他说：“孔教是有教化意味的，共产党教义也是如此。”[10]虽然费氏等人也承认中共此次编史的内容犹如王朝编史一样，具有忠于原始文献以及社评很少的特点，也承认编史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及史料价值较高，它对于中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带来方便性和无可估量的价值，但是终究没有逃脱中美意识形态对立的格局，他认为，每本文献的前言都对历史结论作了限制（犹如上引文所述），这点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将中国近代（modern century）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背景之下的。全文重点批评了每本书的前言，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的观点作了批评，同时指出了编史的缺陷，并将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重点提出来，作为弥补的措施。综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期的美国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某些做法是不赞成的，尤其是那些意识形态比较严重的地方，如每册的前言部分。他们希望维持历史学家的本色，而不要受到具有教条主义成分前言解释的局限，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出自己的结论。
    除这篇总论，还有张馨保、Franz Michael、邓嗣禹、朱文长、罗荣邦、刘子健、房兆楹、房联喆④（LIENCHE FANG）等人的书评文章，很明显评论此套丛书的人大部分人都是华裔学者，这些华裔学者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且部分学者具有编目经验，如房兆楹、杜联喆夫妇，刘子健先生，他们对于中国文献较为熟悉，得益于早年在华受到的教育，如刘子健先生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罗荣邦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朱文长1935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等等，⑤因此他们的书评文章能够公正地体现出此套丛书的价值及弊端。如房联喆的书评，她负责义和团部分，从总体上看，房氏认为，丛书编辑来源于中国几个世纪的传统，并不新鲜；其二，此套丛书将来必定有用，即使存在一些错误和偏见。前面的认识与费正清是持相同观点，而后面的认识，房氏限制在学术层面上，把意识形态很严重的前言说成缺点（shortcomings）和偏见（bias），全文重点指出的是丛书优点及不足，比如她说，有五本手稿是第一次发行。各种文献的出处，以及此时台湾关于这个问题的相关文献情况。房兆楹负责戊戌变法部分，也是对丛书的文献价值给予充分评价，指出丛书的贡献与缺陷。刘子健还希望日本方面在中日战争部分，也能够编辑同样丛书，为学术界提供资料支持。罗荣邦说，尽管有局限性，但是总体来说，中法战争资料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原始史料，是这个领域研究重要的参考书。朱文长说（负责回民起义），这套丛书对于近代中国研究具有重要的贡献，即使存在缺陷。张馨保说的更直接，鸦片战争资料绝对是研究的重要原始资料，它构成了一个里程碑（Landmark）。没有任何研究者在关注这场战争时能够忽略掉这套丛书。但是Franz Michael（负责太平天国）在书评时，则有将近一半的篇幅用来批评意识形态的问题，而对于文献的不足与贡献及其认识，显然与华裔学者相比差距较远，他在文章的结尾处说，从苏联教条模式来看，通过丛书的出版，共产党对于太平天国起义的解释达到了第三个阶段，即教条模式解说与历史描写（historical description）交合在一起。⑥
    总结地说，华裔学者偏重于文献的分析，而美国学者则重点提出丛书前言以及意识形态问题，很显然，华裔学者对于中国文献知识方面的了解远远高于美国学者，他们的评价能客观地反映出此套丛书的价值所在以及弊端，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源于华裔学者是民国时期在大陆受到的教育，而当时国共之间的对立没有解放后强烈，学者们对待学术问题思想比较单纯所致。美国学者的评价虽然也有文献方面的，但是意识形态的不断地提出，让我们感到了冷战意识的存在，即使在讨论学术问题时，也不能避免。此阶段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主体是华裔学者，华裔学者凭借双重文化身份，能够较好地为美国中国学服务。
    20世纪60年代，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教授代表了此时期美国对待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态度，他主编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61），《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61）以及《共产党中国的史学》（1968）三本论文集。1961年，费维恺为《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写过一篇题为《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中国历史》（China's History in Marxian Dress）文章，应该说反映出费氏对新中国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观点和态度。很明显，题目已经透露出费维恺的想法，费氏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主要精力用来把现代历史置身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主义的框架下，这种提法明显表达出费氏并不满意中国现代历史的编撰方法，所以他说“理解马克思主义外衣下的中国历史关键在于，被我称为无道理（meaninglessness）的问题。”[11]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的重新编撰，以及中共不断强调的部分，只是近代历史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历史被编撰的片面化了。费氏还说，“五朵金花”正是遵循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编撰原则进行书写，并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全文强调的主旨，是在指责中共的编史带着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Chinese Communis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是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书的封面上用中文写着“中国近代史论著选目”。这是一本由美国人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的书目，描述了1949年至1959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五百本左右的著作。由于中美敌对状态导致所有的外交关系及交流的停滞，这本书选择的书目是有局限性的，只能尽力搜寻，而不能直接进入中国境内。对于历史期刊文章、报纸等，无论是普通期刊还是学术性的，都很有限。但是对中国的历史研究概况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在序言中他提到了中国历史研究机构是中国科学院的一部人。郭沫若是科学院的院长，也是历史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历史研究机构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即古代史，以郭沫若任所长；中世纪史，陈垣；现代史是范文澜。而且费氏他们知道范文澜开始是研究中国传统经典文学，后来才转向近代史研究的。[12]虽然此书具有收集文献的限度，但是对于研究近代史的西方学者还是提供了资料支持。书中罗列的书目信息非常详细，如本书第12页，历史教学月刊社编辑，《中国农民起义论集》（论文是关于中国农民起义的；北京：五十年代出版社，1954）。原书的内容提要这样写道：“本书叙述了自汉末以至清末各个农民起义的梗概，从这些历史事实的叙述中可以理解中国农民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的英勇，从而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但是，历代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把封建王朝彻底摧毁，以建立没有剥削和没有阶级的社会。因此，证明了只有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才能完成革命的目的。本书在说明各个农民起义的始末时，也清楚地论证了这一点。”这个提要，费氏在编著时并没有采用，费氏书中这样说：“这册书观点的总结是源自毛泽东在前言的话：‘在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农民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真正的历史前进的动力。’编者进一步强调他们的目的是‘揭穿和批判先前歪曲和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写作模式，追寻利用史实以提高祖国劳动人民的光辉业绩。’”费氏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手法描述和介绍书的内容，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感觉出费氏对于此种意识形态浓厚书籍的不满。这册书影响很大，更多的学者是肯定它的学术价值的，认为它对于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作出了贡献。但是对于书的标题《中国共产党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却存有异议，从字面上理解，此书关注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近代史研究，但是孟森、邓之诚、李剑农等人并非中共人士。有些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经去世，还有些人著作是明清时期的，只是在当今被再次印刷而已，这些都不符合“共产党”研究的提法。再则，虽然在每个部分前都有一个引言，但充满了强硬的色彩，似乎是对中国共产党的挑衅。如本书33页有这样的言论，“中华人民共和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与写作基本上是意识形态的实践……近代历史的内容和轮廓完全被政治领袖规定好的，历史学家只需带着复仇的心理去论述中国遭遇西方那一段历史。”这样的论调完全抹杀了历史学家的贡献，将学术研究套上了政治批判色彩，所以邓嗣禹（S.Y.Teng）批评其作法使得“读者总是被提醒冷战还在进行中。”并指出“纯粹的学术研究中，这样富有攻击色彩的语调应该被杜绝。我们应该相信在共产党中国中的学者所作出的贡献。”[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