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后,由于中美之间对峙局面的打破,很多学者能够进入到中国内地进行资料的收集和实地考察,(12)从这个时期开始,史料逐渐地“铺天盖地”的。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美国代表团访华,成员有魏斐德、孔飞力等人,此次访问加深了对图书馆、档案馆、史学家、大学机构等方面认识。(13)魏斐德回国后,写了一篇学术会议报告即《太平天国史学史新动向》,他认为中国目前的研究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理论的根本转变”,同时也与“西方史学家当中对所谓‘后革命社会运动’递增的兴趣开始同步”,[25]认识完全没有敌对意识的存在,同时客观地评价了中国史学研究的成就和进步。除了实地考察外,改革开放后,学术性的加强及信息获取的及时性也是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重要特征。学术性方面,如刘广京的《世界观和农民起义:后毛时代的史学反思》(World View and Peasant Rebellion:Reflections on Post-Mao Historiography)[26]一文,刘广京高度地评价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以及四人帮的粉碎对于中国史学研究的促进作用,总的来说,以前阶级斗争理论下的史学研究被“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代替,胡适、陈独秀等人被重新定位,获得了应有的殊荣。农民问题、农民起义依旧受到重视,但是结论与先前“文化大革命”前及中不同,新的评价关注于农民战争的性质和局限,农民战争对中国历史的作用,并且新的解释不仅关注起义中的农民还要关注农民的世界观,如此看来,美国学者的分析已经深入到研究精华,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者的贡献能够从学术层面予以表彰和发掘。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国门的开放为信息的及时传播提供条件,如这样一篇文章《明清土地关系模型的新数据--一个研究记录》[27](New Date on Land Ownership Patterns in Ming-Ch'ing A Research Note),作者说,“有很多关于明清时期土地方面的作品,这些作品结论都是根据同一文献。目前,我获得的这些资料是以前学者没有使用过的,国外学者也不知道。这些资料可以为既存的一些观点提供支持,但也会推翻某些结论。”作者还提到这些资料馆藏地方,以及资料的分布,并且对目前研究明清土地这个领域的顶尖级专家及观点进行介绍。此文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该刊是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核心刊物之一,[28]对美国中国史研究学界影响很大。而对于中国国内这些学术信息登载,足以说明改革开放对于美国研究中国的深入及学术最新信息获得的及时性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虽然说,此文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但是可以为此阶段的研究提供一个背景知识,说明国外对于中国的了解相对于前期已经有了巨大的转变,文章的作者是位在华的本土中国人,也说明了信息的获取可以不需局限于国外来华的访问。所以说,改革开放对于美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影响甚大,作为一种外部条件它使得美国史学家在资料、信息、学术交流等方面获得了巨大的便益,同时也为中国学者带来了异国的看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种交流中,中国再次加入了世界发展的大潮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