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性进化论批判
    现今一般评价梁启超《新史学》多注重其“四弊二病”说。然而，“四弊二病”说实以线性进化论理念贯穿始终。故清理《新史学》应从厘析线性进化论入手，如此方可顺理成章进入对梁启超“四弊二病”说的检讨。
    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以西学对中土的影响而言，无有能与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给国人的进化论相比肩者。与严复同时，康有为也曾借孔子为精神拐杖，以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为理论基础创造了一种温良恭俭让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另版进化论。二者的绝大差异，就在于是否讲求一个“仁”字，亦即是提倡“人性”还是凸显人身所具有的“兽性”。严复版进化论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线性进化论。此论视人等同于动物，故以动物界的生存竞争比拟于人类，排斥任何“不忍”之心，不讲一点“仁义道德”，强调你死我活的血淋淋竞争。这一点最为吃紧。如严复所强调的：“……民物各争，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是故每有大古最繁之种，风气渐革，越数百年，数千年，消磨歇绝，至于靡有孑遗，如辨学家之古禽古兽是已。动植如此，民人亦然。”[1]（P657）
    而康有为则凸显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仁”即人性，因此他绝不认同严复的进化论，认为：“近自天演之说鸣，竞争之义视为至理，故国与国陈兵相视，以吞灭为固然……以才智由竞争而后进，器艺由竞争而后精，以为优胜劣败乃天则之自然，而生计商业之中尤以竞争为大义，此一端之洗耳，岂徒坏人心术，又复倾人身家。”“其妄谬而一知半解如达尔文者，则创天演之说，以为天之使然，导之又以竞争为大义，于是竞争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恶物，遂揭日月而行，贤者皆奉之而不耻，于是全地莽莽，皆为铁血。”[2]（P236～237、285）
    康有为版的进化论基本上系由中国传统文化胎育而出，其中又蕴含极可宝贵的“人性”要素；严复式进化论则为饱受儒学滋养的传统文化闻所未闻，其中反人性的“恶”亦在在皆是。然而，国人最终选择的却是严复而抛弃了康有为。原因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血一般的历史教训使然！1840年以来的一系列割地赔款，中华民族饱受屈辱。特别是甲午战败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亡国灭种危在旦夕，西方列强在瓜分中国时又何曾讲过一丁点的“仁义”。其国其民趾高气扬雄踞霸主，而吾国吾民却只能忍气吞声，任人宰割。严复以残酷而现实的进化论展示于国人面前，那种切肤之痛的鲜活感受适若凿破鸿朦，能不振聋发聩，激荡人心①！在历史现实的深刻教训以及线性进化论“恶恶相报”的双重反面“启蒙性教育”下，国人遂生成了一种普遍性错觉：要“翻身”须“自强”，要“自强”须像西方列强一样蛮不讲“理”地“横”！相形之下，康有为版的进化论在历史现实的映衬下显得有点灰头土脸，毫无影响力，难免遭“东郭”之讥，国人不屑一顾，也就很自然。
    国人选择了线性进化论，此论风靡一世。“中国近代学术均奉之为圭臬”[3]（P3），大有“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之势。线性进化论教会人们懂得“竞争”、“进化”的合理性，这或许是其本身“合理性”之所在。此论不仅取得了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而且成为史学界最为流行的历史观。自此以后，“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弱肉强食及你死我活的争斗观念深深浸入国人脑髓与史家意识。
    梁启超本就是严复进化论的忠实信徒。在《新史学》中，他即专列“历史与人种之关系”发论谓：“历史者何？叙人种之发达与其竞争而已。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能自结者则排人，不能自结者则排于人。排人者则能扩张本种以侵蚀他种，骎骎焉垄断世界历史之舞台。排于人者则本种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扩张于外，而且澌灭于内，寻至失其历史上本有之地位，而舞台为他人所占。”梁启超论中连用九个“排”字。“排”者，即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相互排斥，一部人类历史全然被诠释成各民族各国家间你死我活的相争相斗，争斗中的胜利者为优等民族，失败者则活该倒霉。对于各种族间的竞争，梁启超《新民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天演物竞之公例，既驱人类使不得不接触，不交通，不争竞；一旦接触交通争竞，而一起一仆之数乃立见。不观于斗蟀者乎？百蟀各处一笼，各自雄也。并而一之，一日而死十六七，两日而死十八九，三日而所余者仅一二焉矣。所余之一二，必其最强者也，然则稍不强者殆而已矣！黑红棕之人与白人相遇，如汤沃雪，瞬即消灭，夫人而知矣。今黄人与之遇，又着着失败矣！”梁启超以蟋蟀格斗比拟种族间的竞争，此喻系袭自严复《天演论》。严复即谓：“大抵四达之地，接壤绵遥，则新种日通。其为物竞，历时较久，聚种亦多。……外种闯入，新竞更起。往往年月以后，旧种渐湮，新种迭盛。此自舟车大通之后，所特见屡见不一见者也。……俄罗斯蟋蟀旧种长大，自安息小蟋蟀入境，克灭旧种，今转难得……澳洲土蜂无针，自窝蜂有针者入境，无针者不数年灭。”[4]（P14）
    梁启超深信此种残酷竞争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无可避免的“公理公例”，即如其《灭国新法论》所言：“灭国者，天演之公例也。”又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中指出：“灭国之有新法也，亦由进化之公例使然也。”②因有此种理念，无怪乎其在《新史学》中专列“历史的人种”一节，所费笔墨几占全文近1/6强。此处仅节略引其中的一段。梁启超指出：“同为历史的人种也，而有世界史的与非世界史的之分。何谓世界史的？其文化武力之所及，不仅在本国之境域，不仅传本国之子孙，而扩之充之以及于外，使全世界之人类受其影响，以助其发达进步，是名为世界史的人种。吾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不得不以让诸白种中之阿利安种。由是观之，世界文明史之第五段，实惟阿利安族中罗马人与条顿人争长时代，而罗马人达于全盛，为日中将昃之形，条顿人气象方新，有火然泉达之观。峨特人虽奋血气之勇，偶耸动一世耳目，而其内力不足以敌此两族，昙花一现，遂为天演所淘汰，归于劣败之数。自六世纪以后，而全欧文明之霸权，渐全归条顿人矣。”《新史学》此说与《新民说》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如出一辙。一文二置，梁启超此处全系移用《新民说》而成，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对勘。无论是《新史学》还是《新民说》，梁启超反复强调的是“五色人相比较，白人最优；以白人相比较，条顿人最优。以条顿人相比较，盎格鲁撒逊人最优。此非吾趋势利之言也。天演界无可逃避之公例，实如是也”。在这里，人们甚至已经依稀可以闻见三十年后希特勒种族优越论的先声。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所认定“优等民族”用“文化武力”“影响”他族是一种历史的“发达进步”。此“发达进步”四字是一关键词。种群之间弱肉强食，壮、智为存，弱、愚者汰，社会就不得不在这样一种相互之间“不共戴天”的竞争中发展，且只有认识并且遵循此种“公理公例”国家才能“发达进步”。如此，“丛林法则”下的求生存就成为第一也是唯一的法则。以此，《新史学》有“使黄人能自新以优胜于白人，则其他日之结果亦然”的希望便很可以理解。
    对于严复版乃至于梁启超《新史学》提倡的线性进化论，应当怎么看？不妨可以这样言说：一群强盗凭借膂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这时百姓应当怎样评价强盗的行径？按照严复、梁启超的逻辑，不应谴责强盗的恶行，反过来百姓应反躬自问：强盗何以能欺侮我？皆因我不够“横”亦即不够“强”=不够“优”，因此我活该被强盗欺侮。若我足够强亦即足够“优”，不仅强盗不能欺我，且我也可以像强盗一样“横”，一样欺别人。这叫什么？这就叫“自强”。中国传统文化中温良恭俭让的“仁爱”、“正义”、“善良”、“和而不同”等--一言以蔽之，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观在线性进化论中已经被完全抛弃，黑白颠倒为“以巧诈为贤能，以贞廉为迂拙，虽歃血莅盟，犹无所益”[5]（P286），一切均以角力胜负之“力”而圭臬。所谓的“优胜劣汰”，彻底颠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即“合作”精神。人类生活的地球村成了“斗兽场”，被严复、梁启超式的进化论解读为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批评的“相互角力的竞技场”，而非“共谋发展的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