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线性进化论之戕害人心泯灭人性，章太炎曾作《俱分进化论》痛加驳斥。饶有兴味的是，章太炎之论本质上却与其政治死敌康有为的认识如出一辙。章太炎指出，“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若“言智识进化则可”，伴随“智识进化”的同时“恶”本身却也在“进化”。章太炎举例谓：
    “国家未立，社会未形”时，“其杀伤犹不能甚大”。但冷兵器时代结束后“浸为火器矣，一战而伏尸百万，蹀血千里，则杀伤已甚于太古”[6]（P387）。
    按照严复、梁启超式的线性进化论，“进化”亦即“进步”的同义语。但若进一步深究，于“进化”即“进步”的考量中加进一个道德评判的尺度，则所谓的“进步”不过是“知识”的进步，人类却为此付出了道德沦丧即“恶”的“同步进化”的惨痛代价。这里，章太炎将越来越“恶”称之为“恶”的“进化”或许并不妥当，这也许与章太炎同样深受进化论的巨大影响有关。但章太炎揭露的严酷历史事实俱在，不容否认。在线性进化论举国上下风靡一时的语境下，章太炎能出此论，可谓远超乎同侪！章太炎深厚的哲学素养使他的眼光犀利而独特。此论具有的深刻内涵迫使人们不得不严肃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杀人”一般意义上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恶”而与“善”无关，那么，人类为什么要选择由冷兵器时代的杀人不多而向现代战争中“一战而伏尸百万，喋血千里”的方向“进化”或“进步”？可不可以不选择这种“生存方式”？人类的此种选择究竟是“进化”、“进步”还是“退化”、“退步”？其“价值意义”何在？章太炎这一问甚至已经隐隐预设了下一个更加重大而严肃的、人类--也只有人类--应当而且必须直面的命题，那就是：“人”？--“生”？“终极价值”的“目的性拷问”。
    因为深刻洞见了线性进化论所导致的“民德衰颓，于今为甚”之恶果，章太炎又指出：“胜不必优败不必劣，各当其时。”[5]（P383）“优”、“劣”之评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判断。章太炎以“不必优”归于“胜者”，同时认为“败”者亦“不必劣”，其中含有强烈的拨乱反正意味：既然是“价值判断”，自当着眼于伦理道德而非仅仅根据“胜”、“败”的结果断其“优”、“劣”。这里，章太炎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即首先应当判断“竞争”本身是否符合道义。以“道义”衡准“竞争”，“胜”而无德，则“胜”自不必“优”；“败”而有德，虽败也不必“劣”。章太炎尖锐地指出，正是由于线性进化论的浸染与毒害，社会上竟至于出现了“学说日新，智慧增长，而主张竞争者，流入‘害为正法论；主张功利者，流入“顺世外道论”。恶慧既深，道德日败’”[7]（P235）的怪相。的确，线性进化论正是一种“恶慧”--它教诲人怎样“使坏”，将“害”颠倒为“正法”即正义，因此愈“坏”却=愈“强”=愈“优”；它又教育人“顺世”，对于诸种倒“害”为“正”之“恶”，当视为“公理公例”即“理”应如此之“大流”，也就是必须视之为不可违背的时代潮流而理直气壮地顺应之。如此是非不辨，浑浑噩噩，其结果怎能不发展出种种歪门邪道之“外道”？“慧”者，狡诈也，“恶”因有“慧”作后盾，其“恶”之程度当然远甚于一般的无“慧”之恶。“恶慧”中之种种猪狗行为理应受到全社会的谴责，唾弃而蔑视之，无奈在“道德日败”的当下善恶换位。自线性进化论昌行以后，原本正当的善恶观、正邪观已被黑白颠倒，倾易颠覆。社会风气则在此种理论之风行下大坏，杜亚泉对此曾有深刻体认。1917年，他作《战后东西方文明之调和》指出，“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明显之破绽”。又说：“十九世纪科学勃兴，物质主义大炽，达尔文之生存竞争说，叔本华之意志论，推而演之，变成强权主义。……现在道德观念，竞以权力或意志为本位，而判定是否道德，则在力不在理。战争责任不归咎于强国之凭陵，而委罪于弱国之存在，于是弱者劣者为人类罪恶之魁。”④杜氏这种论断来自于其本人的切身感受，虽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事实具在，其真切性毋庸置疑。1930年代初，青年才俊牟宗三则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分析了“阶级斗争之社会进化观”的根本谬误，指出：“斗争是事实，但这是进化过程中的失了脚，失了脚，马上得要抽回来以就正，决不是生成的原因，乃是生成过程中的歪现象。它可以是事实，但它不是进化的原因。所以，从阶级斗争中找进化是错误的；认阶级斗争就是进化，更是错误；以阶级斗争为能事，以致阶级斗争为目的，乃是自速于灭亡。”[8]
    牟宗三认为，以人的“阶级性差别”解释“竞争”并冠以必然性“规律”之誉称，归根结蒂反映了人身上动物性的一面。他形象地比喻为“你有，我就眼红；我无，我就要抢。你有，就是‘非’；我无而抢就是‘是’”[8]。因此他又指出：“阶级这事实是有的，阶级斗争是革命工具中之一，不是唯一的工具，且是错误的工具”[8]。“人性”在阶级斗争中已经完全异化为“只是其阶级的私利性”，其结果便是：“（人）各为其阶级的私利而保存而争取而改变，毫无所谓道德、理想、正义之可言。依是，人完全是一个自私自利、形而下的躯壳的人，聪明才智只成就一个坏，比其他动物还要坏。依是，虽有聪明才智，亦只是物类。”[8]严格区分人身所具有的“人性”与“兽性”，此为牟宗三之论的鲜明特色。对于阶级斗争说，牟宗三将其放在对线性进化论细加剖析的背景下进行，这就真正触及了问题的要害。实际上，“线性进化论”与“阶级斗争”学说一脉相承、灵犀相通，正是一根藤上的两个毒瓜。二者的精神内核均为你死我活的“斗争意识”。因此可以说，线性进化论本就是“阶级斗争论”的“生母”，至少是后者的“育娘”。这就可以顺利解释：“阶级斗争论”何以能够轻而易举在中国落户；也就可以理解：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阶级斗争论传入中国后，何以能够立刻取代进化论而风靡全国，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中国共产党信奉的核心理念。对于毛泽东、蔡和森、陈独秀、恽代英等一批中共早期领导人为何会由原先严复式进化论的崇奉者，顷刻间就转变为阶级斗争说之信徒的原因，亦可了然。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阶级斗争论”一直风行国内，“阶级斗争论”也成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公理公例”，成为多数马克思主义史家不得不遵信的“天条”。由此而产生的严重恶果，便是传统史学的人性要素进一步遭到批判并被彻底剔除，善恶标准被根本颠覆，能否推动“历史进步”（这里的“进步”，即只问结果，不论善恶的竞争，以及机械地将历史视为一不断“进步”的“直线模型”所致）则成为衡量、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的首要标准。在这样一种评价体系下，善，被视为迂阔；恶，被看作合理。康德说，任何作品都应“指向高贵的意向”，终之于引向“对我们人格中的人类尊严的敬重”[9]（P113）。受“阶级斗争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之撰述旨趣与康德完全正确的意见渐行渐远，乃至于南辕北辙。数十年间，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大滑坡，虽不能归咎于历史学本身，但历史学家不仅主动放弃传统史学“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刘知幾《史通》语）即引人向善的优良传统，将史家的“社会担当”错误地、狭隘地理解为证明社会“进步”之“规律”已经足够，甚且带有了某些“诲杀诲戮”之嫌疑，则历史学于当今之“社会病”亦难辞其咎！
    作为一种历史观，线性进化论对于历史学发展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此种理论除去上文所指出的强调“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竞争，突出人身动物性即兽性的一面；弱化乃至于漠视人性与兽性的根本区别，遂至于完全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之“仁”和“中庸”美德，毁坏世态腐蚀人心的副作用以外，至少还有两大弊病长期以来未被学术界所认识。其一，严复乃至于梁启超式的“线性进化论”认为历史的发展必然越来越“进步”。此种思想被拿来与今文经学之“据乱”、“升平”、“太平”之“三世说”相杂糅，形成“史观派”僵硬而教条化的历史哲学与方法论。“史观派”又深刻影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五种社会形态”之“探讨”与“证明”（“探讨”云云只是为了“证明”，即已经先有“五种社会形态”必然性的理念，然后找材料证明之）遂又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主要任务④。其二，以线性进化论为治史指导方针直接导致了历史学尤其是通史、断代史性史著的空洞化。《新史学》曾对“史学”之“界说”反复强调，不厌其烦：一则曰“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二则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三则曰“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以至于为“善为史者”定下了“铁规”，谓其“必”--即“必须”、“只能”--以“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为己任，以是造成了长久以来历史特别是通史、断代史著所呈现的特质：“众人皆醉我独醒”，装腔作势的“宏大叙事”；“趋势”、“规律”、“社会发展阶段”充斥其间，却独独不见“人”和“人的内在本质”最重要体现之“人性”。余英时曾指出：“‘五四’之后中国史学思想日益疏远本身的传统，转而越来越崇尚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此时，中国史学研究和著作的素质开始显著滑落。”“20世纪的中国史家”成了“西方宏大理论的俘虏”[10]（P396、416）。其实，“史学研究和著作的素质开始显著滑落”的现象并非始于“‘五四’以后”，其确切的时间坐标就在1902年，就在梁启超倡导的“史界革命”。我们只要试将同年出版的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拿来与《廿四史》中任何一部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所谓的“新史学”究竟是“进化”了还是“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