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弊二病”说批判
    梁启超数落传统史学之不是，集中表现为所谓的“四弊二病”说。其中，“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是其加诸传统史学的第一同时也是最严重的罪状。对于梁启超此说，当今学术界之评价也仍然最高。梁启超谓：“吾党常言，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其言似稍过当，然按之作史者之精神，其实际固不诬也。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则非所闻也。昔人谓《左传》为相斫书。岂惟《左传》，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者也。其大敝在不知朝廷与国家之分别，以为舍朝廷外无国家。”
    对于梁启超之说，章太炎不久即有批驳，指出：“欧洲诸史，专述一国兴亡之迹者，乃往往与档案相似。今人不以彼为谱牒，而以此为谱牒，何其妄也！”[6]（P371）章太炎以“欧洲诸史”为奥援实可不必，非谓西人如何我亦必当如何，中国传统史学自有欧美史学无法比肩之特色与优势。故章太炎此说立论不坚，尚未能戳到梁启超痛处。梁启超说之谬首先在于其逻辑上即陷入自相矛盾的悖论。刘知幾《史通·直书》论史家据实直书的“求真”精神谓：“盖烈士徇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若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虽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遗芳余烈，人到于今称之！”[11]（P193）“求真”为史家立身之本，治史第一要务，这一点为史界之共识，中西皆然，梁启超必不能不认可。以“求真”精神为圭臬，检视梁启超之论，即可见出其逻辑上的扞格难通。按照梁启超所说，传统社会原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即“旧史家”生活在只有“朝廷”而没有“国家”的时代，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试问其何以能够“知”国家而反“不知”朝廷？换言之，“求真”既为史家立身之本，则生活于“旧时代”之“旧史家”是“只能知”朝廷而“不能知”国家的。若其“知”了国家反“不知”朝廷且行诸笔端，“杜撰”、“造伪”显然，则其“史德”何在？此即刘知幾《史通》严厉批评的“曲笔”，“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此实“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谓之“缺德”可也。至若谓“旧史家”皆一味谄媚朝廷，如梁启超所指责“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者，揆诸史实此说尤乖戾不合，大谬而特谬者。勿论孟子“民贵君轻”之说早已开启遏制君权之先声。且看西汉以降之事实。西汉宣、元后，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今文家即提出“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命题，与黑暗政治相角力。他们主张遏制王权，汉帝当禅位。此命题至少在刘向那里已有明确表述。据《汉书·刘向传》，刘向尝上疏奏云：“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圣贤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是以富贵无常。不如是，则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劝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孔子所谓‘富贵无常’，盖谓此也。”
    另据《汉书》，早在汉昭帝元风三年（前78年），眭孟就因见泰山、上林有异象而上书“推《春秋》之义”，鼓吹汉王当“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结果眭孟伏诛。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盖宽饶上书奏事，引《韩氏易传》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书奏，“遂下宽饶吏”，后盖宽饶自尽，事距眭孟伏诛不到二十年。汉成帝间，梅福谏外戚王氏专权，建议汉成帝“宜建三统，封孔子之世以为殷后”。待王莽专权，梅福受打击，弃妻、子去九江。甘忠可、夏贺良等言推世运而被杀在前，谷永与甘、夏二人同时，却并不理会言天命遏制王权将危及生命，仍然上书谓：“……臣闻天生蒸民，不能相治，为立王者以统理之。方制海内，非为天子；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西汉今文家用“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的理论制约王权，申发民本，强调“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之理念者可谓代不一数。西汉今文家之诸大英雄置个人安危荣辱甚至生命于不顾，为民请命，屡伏屡起，义无反顾，前仆后继，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民本”的思想宝库。近两千年来，“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的思想之所以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其理论源头之一就在今文经学，而其最初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今文经学家所阐发的“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以上今文家所为皆为“旧史家”班固所记。班固亦必因“求真”景仰而记之。梁启超本“今文家”出身，对于本家诸大君子惊天地泣鬼神之壮举何不置一喙？尤其对《汉书》所记何不赞一词？东汉“清议”引发“党锢”之祸，诸君子大义凛然、宁死不屈，与黑暗政治势不两立，《后汉书》载之，妇孺皆知，耳熟能详。梁启超身为“史家”，怎反“健忘”，如此而不对范晔大力表彰？两宋以降，“道”、“势”之争延绵不绝，士大夫多主张“道尊于势”，自认其人重任在肩，有代表人民直接参与政治上管理国家的义务而可与帝王“分权”。典型的例证即程颐所上“经筵札子”，大申士儒“师”君“相”君之义，略谓：“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12]（P539-540）下至于明代此风未泯，其遗绪仍然清晰可辨，这在《宋史》、《明史》中亦载之凿凿。余英时对此问题有精深的研究⑤。如此说来，传统史家绝非若梁启超所病谀顺帝王之冬烘，他们本身即是传统士大夫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旧史家”原本就是保持和延续“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一中国传统士大夫优良品质的重要载体。梁启超却不顾史实，病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他的这个论断完全站不住脚。
    梁启超既认定旧史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则自然认为旧史所书记者皆为一些毫无价值“邻猫生子”之琐屑。梁启超数旧史有“二病”，其一即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他引用斯宾塞之语论道：“英儒斯宾塞曰：‘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就中如《通鉴》一书，属稿十九年，别择最称精善，然今日以读西史之眼读之，觉其有用者，亦不过十之二三耳。”
    对于梁启超此说，章太炎的批评最为深切著明。他指出：“今之夸者，或执斯宾塞尔邻家生猫之说，以讥史学。吾不知禹域以内，为邻家乎？抑为我寝食坐作之地乎？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生猫乎？抑为饮食衣服之必需者乎？”[6]（P371）章太炎对梁启超的反批评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实际上，传统史学中根本不存在“邻猫生子”类的内容，关于这一点，可以肯定梁启超举不出任何例证，而只是学舌斯宾塞而已。恰恰相反，中国传统史学中大量存在的确如章太炎所说为“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以及“书志、列传所记事迹、论议、文学之属”。这些内容，因是民族精神赖以延续的根脉所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梁启超眼中，“历史”应记载“大事”而非“琐事”，正如人们应重视“群”而非“个人”一样。“大事”属“群体”之事，“琐事”属“个人”之事。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已将“群”与“个人”划然判界。他又以此种理念贯穿于《新史学》，遂一变而为批评传统史学“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指出：“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善为史者，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不闻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不闻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梁启超此说貌似振振有词，实亦不经推敲。“人”何以仅仅是“历史之材料”？人当然是历史的主体。人谓“文学是人学”⑥，历史学归根到底也是“人学”。以此，历史学只能以“人”为中心。而这里的“人”，绝非一空洞的概念，必须落实于一个个鲜活而具体的、有生命的“个人”。缘此，史著“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并无不妥。人们“透过”（叔本华语）梁启超所讥诃的“如海岸之石”之“本纪、列传”以及“无数之墓志铭”，正可以体悟出一种“柏拉图式的理念”，并进一步思考“整个的种属和类型”即“整个人类的存在”[13]（《论文学》），因为“本纪、列传”、“墓志铭”浓缩着传主的经历并蕴含重要的历史信息，读懂读透“本纪、列传”、“墓志铭”，适能够思考并且理解人曾经怎样生存？人何以为“人”？作为“类”的“人”何以有如此丰满而复杂之面相？人们只有通过读史，才能“知人”而“论世”，归根结底，只有通过读“以人为本”的史，才能真正领悟“人”究竟应当怎样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的问题。是故，史家“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堂堂正正，无可非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