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史。董春林《财权转移：宋代内藏与左藏“博弈”的依归》（《中南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内藏库与左藏库之间财权的转移及宋代中央财政的变迁。董春林《宋代中央财权的分割及其变迁——以内藏财政为中心的考察》（《求索》第8期）分析了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段内藏财权在中央财政中的地位，勾勒出中央财权进一步集中的路径。陈晓珊《熙丰变法时期各地市易机构的分布特征与作用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第4期）指出，在北宋市易法推行时期，全国各地市易机构的布局体现了不同的区位特点和工作重心，同时也显示了北宋经济地理中的一些时代特征。安国楼、刘向港《宋代西南边区的人户身份与税征》（《中国农史》第3期）认为，两宋西南边区的人户身份问题比较复杂，税物交纳成为其身份区别的一个重要依据。程民生《论宋代私有财产权》（《中国史研究》第3期）从历史和政治经济角度考察宋代民间的私有财产权，重点探讨私有财产权地位及其与公权的关系。姜密《宋代“系官田产”产权的无偿转化和佃权转移》（《河北学刊》第6期）认为，宋廷为节减成本或出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等考虑而将国有土地无偿转为私有，而有偿转化除了所有权的转化外，还包括佃权的有偿转化。
    徐东升《宋代铜产量变动原因析论》（《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宋代铜产量比唐代大幅度提高，经历了神宗以前的上升趋势和以后的下降趋势，主要是由韶州铜矿的发现和铜产量的变动引起的，与技术进步、经营方式演变关系不大。张锦鹏、李垚《宋代“川广马”收买行为的演进：市场化与民族文化的视角》（《思想战线》第1期）认为，宋代“川广马”的收买经历了从北宋以政治诉求为主导向南宋以经济诉求为主导的转化，其主要原因是南宋军马短缺严重，需扩展“川广马”市场来补充马源。温翠芳《从沉香到乳香——唐宋两代朝贡贸易中进口的主要香药之变迁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唐宋两代朝贡贸易中输入的主要香药在种类、数量、原产地方面发生的重大变迁及其原因。董春林、赵双叶《“香药之路”的文化路径——宋代与东南亚交流路线再探讨》（《成都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以宋代“香药之路”为例，分析了宋人对东南亚物产的接受和认同、商品中转中的文化生产、水路选择中的价值取向等问题。
    张锦鹏、杜雪飞《商人群体：唐宋富民阶层的重要财富力量——兼论商人群体的时代局限性》（《古代文明》第3期）认为，唐宋时代的商人群体不断增强的财富力量和社会影响推动着中国传统社会从豪民社会向富民社会转变，但是日益强大的商人群体逐渐演变成为旧体制的忠实维护者而不是革命者，富民社会由此走向了没落。田晓忠《宋代的“富民”与国家关系——以税制改革为核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3期）认为，方田均税和经界法就是宋廷推动的税制改革与厘正和富民关系的重要举措，宋代“富民—国家”关系仍处于以国家为主导、双方共赢互惠的统一体中。相关研究还有黎志刚《宋代民间借贷与乡村贫富关系的发展——以“富民”阶层为视角的考察》（《古代文明》第3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