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社会史。专著有张全明《两宋生态环境变迁史》（中华书局）、张显运《十至十三世纪生态环境变迁与宋代畜牧业发展响应》（科学出版社）等。此外，聂传平、侯甬坚《采造务、堡寨、弓箭手：北宋对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与开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1期）对北宋政府在西北吐蕃居地的开发和开拓过程及其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了探讨。黄纯艳《宋代海洋知识的传播与海洋意象的构建》（《学术月刊》第11期）认为，宋人通过各种途径获取海洋知识，并构建出动态、险恶、奇异而充满财富和商机的海洋意象，反映了宋人敬畏海洋、生财取利、华夷有别的海洋观念。黄纯艳另有相关论文《宋代船舶的力胜与形制》（《厦门大学学报》第6期）、《宋代海船人员构成及航海方式》（《海交史研究》第2期）等。刘迎胜《金富轼浮海使宋与宋丽交往研究》（《海交史研究》第1期）确认其入宋均循高丽—宁波航线。
    张文《论两宋社会保障体系的演变脉络》（《苏州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北宋重点建立了系统的救荒、济贫、扶弱制度，南宋则在社会保障主体、政府行为、社会保障方式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何适《从官方到民间：仓储建置与宋代救荒的社会力量》（《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对义仓、常平仓、社仓这三种宋代最重要的仓储机构从多个方面作比较研究，探究两宋时期救荒力量的分布与转移。柴国生《北宋开封雪灾与社会应对》（《中州学刊》第9期）探讨了雪灾对北宋开封城的影响以及政府的应对措施与应对成效等问题。
    社会生活方面专著有赵瑶丹《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商务印书馆）、张聪《行万里路：宋代的旅行与文化》（浙江大学出版社）。铁爱花《宋代女性行旅风险问题探析——以女性行旅遇劫为中心》（《浙江学刊》第1期）探讨宋代女性行旅遇劫风险的类型、特征、危害以及如何应对等问题，发掘宋代女性行旅与社会秩序的关系。贾文龙《宋代社会时间管理制度与昼夜秩序的变迁》（《郑州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宋代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昼夜秩序转变的重要时期，政府非常重视对社会时间的管理，促使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日夜分配问题产生了多方面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社会时间秩序。张显运《宋代食品安全研究：以茶叶为中心的考察》（《兰州学刊》第10期）探讨了宋代茶叶在生产、加工、流通、储存诸环节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以及政府的监管措施。范建文《宋代书铺再认识》（《四川师范大学学报》4期）考察了宋代书铺的历史、主要业务、性质及其在宋代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梁建国《梅尧臣与东京——兼论北宋地方士人融入京城社会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九集，商务印书馆）考察了梅尧臣一生中先后7次进京的经历，从他与其他士人的交往互动以及对各种都市空间内的活动参与这两个方面探讨了北宋地方士人对于京城社会的融入。王美华《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史学集刊》第1期）将《家礼》从官僚士大夫推动礼仪规范与国家礼制教化不断推进的视角来考察《家礼》的修撰主旨及内容设置，进而分析宋代家礼演化的内涵趋势，更趋精准地定位宋代家礼与国礼之间的关系。王志跃《虚实之间：宋儒对礼之名实的探索》（《北京社会科学》第２期）认为，欧阳修提出的“礼乐为虚名”曾得到历代学者的赞赏，但欧氏立论是三代之后刑政、礼乐分为二途，重礼仪物质形式而轻礼义精神内容，从而达到规劝帝王践履礼义精神的目的。林鹄《宗法、丧服与庙制：儒家早期经典与宋儒的宗族理论》（《社会》第1期）分析了早期儒家和宋儒的宗族观，认为古人关于宗族的种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基于复杂而深刻的伦理思想。李志勇、杨惠玲《论宋代的驯象》（《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11期）指出，宋代职官制度里出现俗称“象院”的养象所，驯象管理开始趋于制度化，引领了两宋三百年民间“驯象”文化的繁荣。杨倩丽、郭齐《论宋代御宴簪花及其礼仪价值》（《江西社会科学》第12期）对宋代宫廷宴会中的簪花礼仪、御花的品种及其内涵等方面作了初步探讨。吴铮强《宋人志怪故事中的地域社会与伦理观念——以〈夷坚志〉温州故事为例》（《浙江社会科学》第4期）从地域关系的视角分析《夷坚志》温州故事中伦理观念与地域秩序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