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以前，欧洲曾经崇拜东方艺术，流行的是“中国风”。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当时欧洲人最为迫切需要的精神，即是一种自然神学。今天，把“中学西传”和“中物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流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考虑，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然后就能回到历史原因——观念力量的本身。
    和大家一样，我对“中物西传”的题目也很有兴趣。可以把它和“中学西传”并列研究，配成一对，所谓物质和精神并举，很有意思。
    我和高晞、王维江都是早期毕业于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同仁，所以一定要回来参与这个会议。自1980年代以后，中西文化交流一直是这个研究室的方向之一。我们都是朱维铮先生的学生，由于朱老师的提倡，我的研究也是较早地进入中西文化交流领域。中西文化交流，过去的研究较多关注“西学东渐”，研究耶稣会士的翻译，如《几何原本》；关注传教士给我们带来的知识与本土知识的融合，如古希腊的“四行”与中国的“五行”之关系。总之，讲的较多的是中国如何受西方影响，或者讲中西方学者如何在华互动，发展“西学”。相反的运动，即“中国如何进入西方”，这样的题目讲得较少。
    当然，真正独立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学者很早就都知道，中国思想、中华文明对西方也有作用，影响是双向的。只是我们中国本土学者更愿意持一种开放态度，希望从接受的角度讲“西学”，而不是用夸饰的方式讲“中学”。中华文明如何影响西方，儒、道、佛学说如何在欧洲被积极谈论，这种题目最好是由西方学者来讲，说实在欧洲学者研究“中学西传”比中国学者好得多，最近如艾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毕诺的《中国对法国哲学形成的影响》，都不是目前中国学者写得出来的，毕竟这个话题是在欧洲发生的，用西方语言完成的。
    但是，中国学者必须要走到世界上去，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看周边。研究“全球史”、研究“早期现代性”，都必须和西方学者在同一个平面上思考问题。同理，研究“中学西传”、“中物西传”，即中国文化影响欧洲和西方，也应该站在人类文明的整体来看问题，初不必设此疆彼域，讲什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我们当然承认学者都是受到语言和文化限制的，但是“限制”是拿来突破的，不是用作声张的。这一领域的研究要懂葡萄牙文、拉丁文、法文、英文，甚至西班牙文，以前这个条件不具备。1930年代留学欧洲的学者，如向达、冯承钧等懂英文、法文，小语种就不行了。欧洲学者有多语种的天然优势，美国学者就差一点了，过去芝加哥大学有一个博克舍（Boxer），能用葡萄牙、西班牙文，其他既懂专业，又掌握小语种的也不多。可喜的是我们年轻一代学者都起来了，掌握小语种的专业学者越来越多。北大南亚所得陈明教授在，北大做中西交通史有天然优势，欧洲小语种之外，还有南亚、东南亚语言，甚至南洋的方言都要用到。复旦历史系以前有章巽、姚楠教授，他们熟悉东南亚语言，研究南海的中西交通史，很有成就；1960、1980年代学成的国内学者在这方面衰退了，一般只掌握英、法、德大语种，不能掌握这些方言。现在情况好很多了。研究南亚的懂梵文、巴利文。在我们这个领域，上海、北京、广州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懂得拉丁文、葡文、西文、意大利文，我们慢慢地有条件去研究中国文化的西传。
    中国学者参与研究“西传”，是个突破。我觉得今天会议的主题讲“中物西传”，是另一个重要突破，意义重大。过去讲“西传”，一般都是落实到儒家思想如何影响欧洲启蒙运动，夸耀、自豪一番就结束了。中国儒家思想对18、19世纪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欧洲学者的著作汗牛充栋，中国的哲学家朱谦之、冯友兰都喜欢谈。这个话题，从20世纪初年到现在还在不断地书写。这一领域还有很多题目需要中国学者去开拓，但我们对欧洲语境还不很熟悉，档案分散在各处，版本也要清理，复杂的人物关系更是纵横交错，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然而，毕竟一般的知识都已经了解，有些问题结合明清汉语文献，加上我们多了解一些中国语境，所以也可以发表一些意见了。我们现在更加缺乏的是对物品的研究，对物质形态、物质文明的研究。形而下的物质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物品交流，更值得花力气研究。法国“年鉴学派”领袖布罗代尔写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同时期的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一个解释基础。可惜“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还没有引入“中西文化交流史”。我们老是跟人讲仁义道德，儒家思想对外传播，也是只讲“孝”、“群”的价值观念，讲得大家都烦了。道德说教很不中听，而真正有意义的物质形态研究非常缺乏。
    “开放”30多年，我们眼界也开阔了。我们的游客，在欧洲看到了很多“中国风”在流传。我们在学时，关于“西域”、“南海”可都是纸上谈兵。18世纪以前，欧洲曾经崇拜东方艺术。现在讲艺术（fine arts），还有时尚（fashion），流行的是“欧洲风”，而当时的欧洲却曾经流行Chinoiserie，就是“中国风”，那时是欧洲学中国。园林、宝塔、亭子、牌楼，欧洲都要学。我们在慕尼黑王家公园看到的那座中国宝塔，不像个塔的样子，但巴伐利亚国王是真的在模仿。我觉得欧洲城市街角上的亭子也是“中国风”。无论八角，还是六角，或是圆形的，中世纪并没有亭子，应该也是17至19世纪按图样描摹过去的。
    我原来准备了一个“中物西传”的题目：19世纪欧洲的中国形象。2003年我们出版过一本《大清帝国城市印象：十九世纪英国铜版画》，是鸦片战争之前欧洲“中国风”的荟萃之作。但是，类似的“中国形象”作品后来出了很多，有人还抄袭了这本书。我觉得那个话题太老了，我就讲讲现在手上还在做的一件事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