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手上做的事情，是关于“中国宗教”观念形态的研究，关于概念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即“中学西传”。我目前做的是这本书的版本问题，还有一点像是属于物质形态的研究。在“中物西传”的过程中，图书和版本非常重要。据我判断，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的线装书是最为关键的媒介之一。丝绸、茶叶、瓷器、棉布肯定是最重要的交流物品，但是书籍也十分重要，在中日、中欧的物质交流中，图书是最高尚的物品。我看史料，法王路易十四是因为妒忌葡萄牙国王的图书馆里有很漂亮的线装书，因此设法派出“国王传教团”来中国找书。当时欧洲的古登堡印刷术发明不久，纸质印刷品在欧洲是非常值得赞美的一样好东西。中国早就有书，而且书的形态很复杂，和欧洲很不一样。国王传教团到中国江南收集图书，徐光启孙女还委托柏应理神父，给路易十四捎回去几百本书，至今还保存在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部。
    我做的这本书，是龙华民（Nicholas Longobardi，1559—1654）在中国写作的《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龙华民在中国传教史上非常重要，他是利玛窦的继承者。这一本书在中国形成，可是影响全不在中国，而是在欧洲。在欧洲，《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通过好多版本，不断叠加，从17世纪中叶起，到整个18世纪，延续到19世纪，对欧洲的启蒙运动确实起了很大作用。它的题目是关于中国人的宗教，实际上讨论的是儒家思想的本质，即它到底是一种宗教（或迷信），还是一种健康思想。我们在做的工作，是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莱布尼茨读这本书，他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是怎样想问题的。其后伏尔泰、孟德斯鸠、马勒伯朗斯、康德、黑格尔，欧洲第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全都读过这本书。
    这本书有好多版本，欧洲文字的翻译差不多都有了，却没有中文本。书里涉及大量儒学知识，搞清这些知识必须回到汉语来讲。利玛窦过世以后，龙华民对前辈的传教思想、传教路线，以及耶稣会士容忍的整套东西——其实也是具有物质形态的，比如庙宇、牌位、牺牲、酒类、案桌等做了检视——这些问题不仅仅是观念之争，其实也是中西之间的制度之争，仪式之争、物品之争。龙华民不能接受中国的物质、物品、仪式、哲学和神学，要求严格限制，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个争议必须讨论，而讨论都是在汉语语境下发生的。龙华民懂中文、说中文，在中国住了57年，96岁时在中国去世。他受了完整的“士林哲学”训练，但在中国交往的都是大学士、六部大臣和翰林院儒臣，耳濡目染的儒学造诣，让他深入堂奥，了解到很多儒学的内部消息。我认为，莱布尼茨和欧洲哲学家了解到的“儒家”、“孔夫子”，其实是由龙华民挑选出来，加以解释了的朱熹理学（Neo-Confucianism）思想。中国文化是一个整体，龙华民像一个人类学家一样，试图把中国的精神、物质、礼仪和习俗作一个整体的把握，然后判断它是不是可以被宽容。龙华民读的书籍版本也很重要，他脑子里的概念从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来，要处理的问题却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这些儒家经学著作中。他看的都是江南、广东刊印的流行刻本。龙华民的汉语根底和概念能力都很不错，文本中的朱熹语录，都能一字一句地与引文对得上。我们要把这些中西文本的含义注释出来，把龙华民和欧洲哲学家的“儒家”问题还原到汉语语境，做的就是这个工作。
    回到《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版本问题。大家可以看几张图片，第一张是本书的西班牙文本。这是在欧洲发表的第一个文本。奇怪的是，这件事情在一开始完全不干西班牙人的事。来中国的西班牙人并不是耶稣会士，而是后来才进到福建的方济各会和道明会。以前不太清楚龙华民的这本书是哪年写的，现在通过翻译，加上中文资料的考订，可以确定，它就是在1620年前后写的。龙华民继承利玛窦的职位已经十年，利玛窦1610年去世，他到了1620年后系统地写了这本著作。写定以后，到1627年全国的耶稣会士在孙元化的家乡嘉定城中进行了激烈的内部讨论，决定天主教是否需要和儒家合作。《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的第一个文本不是西班牙文，而是葡萄牙文。龙华民是意大利人，但是葡萄牙国王握有中国传教的“保教权”，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耶稣会士都必须经过葡萄牙国王的指导，所有文件都要用葡萄牙文写作。《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第二个文本是拉丁文本，拉丁文是天主教会的工作语言，也是学术语言。拉丁文本作为内部讨论本，在耶稣会士之间秘密阅读，不得外传。嘉定会议做了决定之后，为了避免争议，只保留一个文本，其他都烧掉。1660年，这个拉丁文本被耶稣会士汪儒望稀里糊涂地赠送给了西班牙籍方济各会士利安当，文本传出去后，不幸还传到了西班牙籍道明会神学家闵明我手里。闵明我如获至宝，在1667年翻译成西班牙文，用来攻击讲葡萄牙语的耶稣会士。《论中国宗教的若干问题》公布后，马上引起了全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在欧洲思想家、哲学家、神学家中间产生了巨大影响。1701年，巴黎索邦大学神学院翻译了法文本；1604年，又有了英文本，接着欧洲所有语言都有翻译了。
    龙华民的这本书其实比利玛窦、金尼阁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在欧洲的影响更大，而且它的读者全都是思想家和高级知识分子。莱布尼茨读了这本书，再加上其他的研究，比如《利玛窦中国札记》，还有后来出版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等一系列“汉学”著作，形成了他的“中国观”。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物质文明非常感兴趣，他的想法是要知道大陆另一端的自然、地理、气候、物产、人种，以及语言、风俗、礼仪、神学等等。是否和欧洲一致。他访问罗马，通讯北京，提出了很多问题，要求在华耶稣会士作出回答。因此，各种各样关于中国历史、儒家思想，以及物质形态的研究，如中国的人参、茶叶、水稻、棉布、高岭土、造纸、印刷、火药等等各种物质形态的研究，都由此带动。
    哲学家关心的问题，其最终的结论是意识形态和观念性质的，但莱布尼茨等17、18世纪的哲学家和19、20世纪的哲学家不同，他们研究的对象要“广谱”许多。“文艺复兴”以后很久，欧洲学者一直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博学，所谓“学者”，就应该是“A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莱布尼茨、伏尔泰，这些启蒙思想家都是维科《新工具》意义上的“世界历史”学者。18世纪的维科要求把“欧洲历史”放到“世界历史”中；我们今天则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把东、西方分开叙述的“世界史”放到一个融会贯通的“全球史”中来理解。
    莱布尼茨、伏尔泰都想弄清楚中国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种：他们有什么思想？和欧洲人有没有共性？如果人类在起源和迁徙中都是一体，那同一性的基础又在哪里？莱布尼茨们通过如此“广谱”的研究作了结论，他们这些开明派都认为东、西方文化之间没有本质差别。中国人的儒家思想，正是当时欧洲人最为迫切需要的精神，即一种自然神学。启蒙思想家们都认为欧洲人裹在《圣经》的章句和概念中走不出来，中国人则不那么教条，早就有了自然主义的神学思想，即根据自然理性来想问题。这种“自然神学”可以带他们走到理性的道路上去，这是对中国文化的很大的赞美，不无自我想象的因素。
    我认为，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赞美，表达了他们对欧洲自身文化的诉求，借他人之酒，浇自己心中的块垒，和20世纪一心“西化”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也差不多。但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是莱布尼茨、伏尔泰对中国文化的物质形态非常关注，大家可以看伏尔泰的《风俗论》，其中对中国地理、气候、物产，甚至对长江三角洲的生产方式，都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利玛窦、龙华民，以及在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一直是和中华文明的物质形态研究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把“中学西传”和“中物西传”合并研究，把中西文化交流的精神形态与物质形态兼做考虑，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好的思想史研究，就是回到历史本身，然后就能回到历史原因——观念力量的本身。看今天会议的框架设计、题目搭配和方法创新，就让人有回到历史，回到历史原因的感觉，感觉到一个“广谱”的全球史研究正在展开。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本文根据2016年12月10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中国知识和产品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国际学术讨论会开幕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