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辽金西夏史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全年出版专著80余种，发表论文1100余篇。尽管低水平及重复之作仍大量出现，但在政治史等领域也出现了一些高水平的论著。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民族史学会辽金契丹女真史分会主办，史金波、宋德金主编《中国辽夏金研究年鉴（2013）》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本系列年鉴的第一部，为学术界全面了解辽金西夏史的年度进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由史金波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本年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以《西夏文献文物研究丛书》的形式出版了系列专著，包括王静如《王静如文集》（上、下）、孙昌盛《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整理研究》、梁继红《武威出土西夏文献研究》、崔红芬《西夏汉传密教文献研究》、梁松涛《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医药文献整理与研究》、佟建荣《西夏姓名研究》、王培培《西夏文〈维摩诘经〉整理研究》等。8月，由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河西学院主办的第四届西夏学国际学术论坛暨河西历史文化研讨会在甘肃省河西学院召开。以下分专题对相关论著进行介绍。
    一、政治史。〔英〕史怀梅著，曹流译《忠贞不贰？——辽代的越境之举》（江苏人民出版社）以10世纪燕云地区部分汉人官员和将领依附契丹政权的史实作为切入点，重新探讨了从唐灭亡至宋辽“澶渊之盟”间人们忠君观念和边界意识的变化，以及族群间文化冲突与认同等一系列问题。
    斡鲁朵历来为辽史学者所关注，本年度有两篇重要论文。余蔚《辽代斡鲁朵管理体制研究》（《历史研究》第1期）认为辽代斡鲁朵的内涵是皇帝游徙中所居“行宫”，外延是一支直属于皇帝的力量和管理这支力量的机构与制度。杨军《辽代斡鲁朵研究》（《学习与探索》第5期）认为辽代斡鲁朵源自耶律阿保机的腹心部，斡鲁朵民户除向当朝皇帝纳税服役外，由契丹正户中抽调的亲信侍卫，在皇帝去世后，负责护卫陵墓、庙宇、后妃宫帐，还有一部分扈从当朝皇帝四时捺钵。
    赵永春、张喜丰《契丹的“中国”认同》（《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认为契丹的“中国”认同意识，为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形成、“中国”国号的确立以及中华民族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关树东《辽朝皇帝酬奖激励官员的非制度性措施举隅》（《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归纳了该措施的12项内容。孙建权《辽代大赦三题》（《东北史地》第3期）对辽代大赦的赦书起草者、内容等进行了论述，认为辽代很可能并不存在赦仪。林鹄《论辽太宗离汴非弃中原》（《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对太宗入汴后相关史事作了系统考察，认为耶律德光北还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原；他的《辽景宗朝史事考》（《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认为景宗朝承继了辽初以来的官僚化、集权化、汉化的大方向。康鹏《辽道宗朝懿德后案钩沉》（《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五辑）认为辽朝由盛而衰，与应天后胞弟阿古只一支的萧和家族弄权内耗是分不开的。
    程妮娜《女真与辽朝的朝贡关系》（《社会科学辑刊》第4期）论述了辽圣宗时期逐步将州县地区内的女真属国、属部纳入地方统辖体系，州县之外地区的生女真部和州县边缘地区的铁骊女真部一直朝贡。魏志江《试论西辽帝国对中亚、西域的经略及其对丝绸之路的影响》（《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探讨了耶律大石西迁和建立西辽帝国的过程，认为这也是对传统的丝绸之路重新开拓和恢复的过程，对中亚、西域等丝路区域的地缘政治和民族、宗教格局的变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制度。林鹄《辽史百官志考订》（中华书局）在中华书局点校本《辽史》的基础上，对《辽史·百官志》作了更为详细的校勘、批注。对《辽史·百官志》之史源、编纂及史料价值，有独到见解。
    苗润博《辽代帝王简谥钩沉——以王士点〈禁扁〉为中心》（《民族研究》第3期）认为辽代皇帝谥号的核心部分直接采用汉朝谥法，与唐宋谥号形同而实异。邱靖嘉《再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与皇位继承——兼谈辽代皇储名号的特征》（《民族研究》第2期）认为辽朝的“天下兵马大元帅”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标志性意义的皇储封号。葛华廷、王玉亭《辽代北、南宰相府地位的变化及其宰相职位设置与选任》（《北方文物》第3期）认为辽朝北、南宰相府的地位及职权，在北、南枢密院设立后，发生了重大变化，辽代北面官北、南两宰相府宰相应各有两位。张国庆《辽朝警巡、军巡与巡检制度考略》（《辽宁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辽朝军警治安与民政管理制度的确立，为确保国土安全、维持社会稳定等起到了重要作用。魏淑霞《西夏职官中的宗族首领》（《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认为西夏宗族首领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部族的首领，又是西夏职官体制中的一员，广泛参与西夏政治生活。景永时《西夏马政述论》（《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探讨了从注册登记、调配使用到牧场、草料，以及马匹的保护等西夏马政。相关的论文还有高福顺《辽朝及第进士释褐任官考论》（《学习与探索》第2期）、李鸣飞《金代前期散官表的发现及对金史研究的意义》（《史林》第1期）、孙红梅《金代封国之号与国号王爵类型》（《史学月刊》第5期）等。
    法律。《天盛律令》对于西夏法律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年度也不例外。戴羽《〈天盛律令〉的法律移植与本土化》（《西夏研究》第1期）指出《天盛律令》存在较为普遍的法律移植现象，与中原律法渊源颇深。谭黛丽、于光建《从〈天盛律令〉看西夏的出工抵债问题——基于唐、宋、西夏律法的比较》（《宁夏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天盛律令》中对出工抵债的规定较为详细，各细则也都与唐宋律法有所不同，这是西夏法典中债务法的特色之一。任红婷《试论我国中古时期的成文宗教法——以西夏〈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为中心》（《宁夏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天盛律令·为僧道修寺庙门》是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宗教法。
    二、经济史、民族史与社会史。张国庆《辽朝手工业门类与生产场所考述——以石刻文字资料为中心》（《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5期）考察了辽朝各种手工业门类，如兵器制作、金属冶炼加工、车船制造、酿酒、晒盐以及纺织印染等。张国庆、邵东波《辽金屯田之比较》（《北方文物》第3期）就辽金二朝之屯田目的、屯田地域、屯田形式、屯田政策和措施、屯田性质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冯恩学《中国烧酒起源新探》（《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1期）根据从吉林省大安酒厂遗址发现的辽金时期蒸馏酒灶锅，认为辽金时期已经有商业性的烧酒生产。周峰《金代植树考述》（《农业考古》第4期）从经济林木的种植，防护林木的种植等四个方面对金代的植树情况进行了考述。郭坤、陈瑞青《交易有无：宋、夏、金榷场贸易的融通与互动——以黑水城西夏榷场使文书为中心的考察》（《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指出西夏榷场中出售的川绢、川缬、茶叶、干姜、抄连纸等均产自南宋，这些商品是通过宋金榷场辗转流入西夏境内的。
    民族。史风春《辽朝后族萧姓由来述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辽后族萧姓当始于太祖时期，或许与隋萧后有关，辽太祖赐述律氏姓萧，辽太宗时又赐述律后母前夫之族翰姓萧，进而确立了后族皆姓萧的惯例。吴英喆、孙伟祥《契丹文皇族“第十帐”及其他》（《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4期）考释了契丹小字《耶律玦墓志铭》中的“第十帐”一词，认为契丹语“房”有别于“帐”，皇族与后族帐分名称的释读有待深究。孙伟祥、张金花《略论辽朝汉人契丹化问题》（《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第3期）将辽朝汉人契丹化原因归纳为辽朝民族政策之推动作用及辽朝统治区域内胡化传统与辽宋关系之变化等。郝素娟《金太宗时期女真人内徙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期）统计了金太宗时期约有百万女真人口迁离本土，是有金一代女真人内徙中原规模最大的一次。陈玮《中古时期党项与粟特关系论考》（《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中古时期的党项与粟特关系密切，双方关系的转变突出反映了西北政治格局中党项势力的崛兴与粟特势力的衰落。相关论文还有王丽娟《奚族部落的发展与演变》（《东北史地》第5期）、宁波《金代北京路民族分布格局的演变》（《宋史研究论丛》第1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等。
    社会。陈晓伟《辽金元的夏捺钵——“阿延川”、“上京”及“爪忽都”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认为四库本宋元文献中所见“阿延川”、“上京”应为“爱阳川”、“上陉”之误，两地皆位于炭山（金莲川草原）范围。孙昊《辽金女真的“家”与家庭形态——以〈金史〉用语为中心》（《贵州社会科学》第11期）指出《金史》中记载的“家”是指女真的同居单位，其形态各异，以两代同居的多偶家庭为主，兼具兄弟联合式家庭或者三代同居的主干家庭形态。通常显贵之家则是带有依附人口的复合式家庭。聂鸿音《西夏文献中的占卜》（《西夏研究》第2期）指出不晚于12世纪中叶，党项人原始的占卜术被中原传统的占卜学所取代，以干支为依据的“术数”占卜在西夏的流行程度超过了以八卦为依据的“易经”占卜，其对西夏生活的影响比此前估计的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