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史。李西亚《金代图书出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考察了金代出版发展的历史条件，具体包括金代统治者对图书出版业的重视、金代经济与文教事业对图书出版业发展的推动作用等三个方面内容。吕变庭《金元科技思想史研究》（上、下，科学出版社）考察了以理学家、科技实践家、医学研究者等为代表的典型人物的科技思想，对金元科技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宗教特征进行了学术审视和反思。康鹏《白居易诗文流传辽朝考——兼辨耶律倍仿白氏字号说》（《中国史研究》第4期）发现《耶律（韩）迪烈妻萧乌卢本娘子墓志》模仿抄袭了白居易为元稹之母撰写的墓志，为白居易文章在辽朝的传播提供了例证。刘云憬《金代北方通语探析》（《宁夏大学学报》第1期）认为金代北方通语应该包含15个韵部的通语系统，是汉语从中古到近代的一个过渡阶段，继承宋代通语十八部而来，又与《中原音韵》都有着天然的联系。薛瑞兆《金代艺文叙论》（《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金代艺文具有突出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体现了通俗实用的特点和富于创新的精神，正统意识浓厚。
    教育。高福顺《科举与辽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总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文献史料与碑刻资料为依据，分析辽代科举发展演变的过程，探析科举与辽代教育、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高福顺《科举制度在辽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影响》（《长春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科举制度改变了契丹人较为原始的社会状态，加速了中国北疆诸民族的儒化进程，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还成功实现了中国北疆社会由羁縻而治向中央集权统治的转型。王峤《金代县学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第5期）认为金代县学更多地带有私人性质，在改善地方风气、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两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都兴智《金代科举考试题目考察》（《北方文物》第1期）指出金朝的科举各级考试题目皆出自传统的汉文经典和十七史。裴兴荣《金代科举考试题目出处及内涵考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金代科举继承唐宋之制而更加规范和严密，其命题范围基本上限定于“五经三史”之内，反映出金代统治者争取正统、推尊儒学、以文治国的政治意图。闫兴潘《金代武举的民族属性——民族关系影响下的制度变革》（《北方文物》第2期）指出金章宗时期建立和完善的武举，是专门针对女真人的考试，与金朝中期女真人汉化加剧、女真统治者对女真传统习俗和尚武之风的维护政策直接相关。
    宗教。张国庆《石刻文字所见辽代寺院考》（《东北史地》第4期）指出辽代寺院建筑承仿唐宋，与佛教诸宗之“伽蓝七堂”之制大体符合。王德朋、王萍《论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的影响》（《北方文物》第2期）论述了佛教对金代社会习俗产生的重要影响，诸如信众对寺院大量布施，各种佛教邑社纷纷建立，佛教的因果报应、积德行善思想被社会成员广泛接受并身体力行，世俗社会的命名习俗、丧葬习俗也打上了深刻的佛教烙印。段岩、彭向前《〈西夏译场图〉人物分工考》（《宁夏社会科学》第4期）依据《宋会要辑稿》、《佛祖统纪》中关于宋代译场的记载，首次对《西夏译场图》中的人物分工作了考察，有利于对古代佛经译场方面的研究。史金波《西夏文〈大白伞盖陀罗尼经〉及发愿文考释》（《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全文翻译了新见该西夏文残经卷，认为其刻印时代为蒙古乃马真称制时期，西夏僧人真智已翻译此经，发愿文中的“太子”为窝阔台第二子、镇守西凉的阔端。段玉泉《西夏〈功德宝集偈〉跨语言对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胡进杉《西夏佛典探微》（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有关佛经进行了研究。
    四、历史地理与文物考古。李昌宪《金代行政区划史》（上海古籍出版社）对金代地方行政制度和行政区划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考证了金代州县的沿革，在此基础上，列出四个断代年限内各路管内州县的概况。杨蕤《文物考古学视野下的辽代丝绸之路》（《北方民族大学学报》第2期）梳理了有关辽代丝绸之路的文物考古材料。杨浣《任得敬分国地界考》（《历史教学》第11期）考证了西夏仁宗朝任得敬分国的南北地界，指出这一区域的面积大致不到西夏国境的十分之一。相关论文还有夏宇旭《地理环境与契丹人四时捺钵》（《社会科学战线》第2期）、夏宇旭和王小敏《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吉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张多勇和张志扬《西夏京畿镇守体系蠡测》（《历史地理》第3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等。
    本年度刊布了几部大型辽金墓葬、遗址考古报告，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源小喇嘛沟辽墓》（文物出版社），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白城永平辽金遗址2009—2010年度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黄骅市博物馆等《2000年黄骅市海丰镇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等。
    谷赟《封灵钤藏——辽代砖石塔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将有明确纪年的辽塔外部和内部雕刻等各种图像、天宫、地宫及出土文物联系起来，试图解决辽代砖石塔的各种功能问题。杜建录《党项西夏碑石整理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介绍、研究了西夏前身夏州拓跋政权碑刻、西夏碑刻以及元明时期西夏遗民及其后裔碑刻。
    近年来契丹文墓志赝品大量出现，刘凤翥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进行辨伪存真。刘凤翥、何文峰《〈耶律曷鲁妻掘联墓志铭〉为赝品说》（《北方文物》第2期）从墓志形制，墓志主人丈夫的人名和官名过于混乱，墓志主人的人名和封号过于混乱等方面作了论证。刘凤翥《〈萧旼墓志铭〉为赝品说》（《赤峰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萧旼墓志也是赝品。当然，对于相关墓志的真伪认定还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孙伟祥《辽朝帝王陵寝组成问题初探》（《黑龙江民族丛刊》第1期）指出辽朝11座帝王陵寝构成德、祖、怀、显、乾、庆六大陵区，按照所属区域可分为两大区域。陵寝选址主要受政治、堪舆学、本民族拜日、崇山、四时游猎传统习俗因素影响。梁松涛、王路璐《河北涞源阁院寺辽代“飞狐大钟”铭文考》（《北方文物》第1期）并对铭文所反映的辽代晚期宗教、基层僧官及所涉及的职官名称进行考证。赵俊杰《关于宝马城性质的初步研究》（《北方文物》第3期）指出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金代宝马城遗址很可能为金代皇家修建的祭祀长白山的神庙。丁雨《浅议宋金墓葬中的启门图》（《考古与文物》第1期）指出启门图似应是在中原北方地区，特别是豫北地带最早产生的。
    近年来，辽金西夏史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相较于其他断代史来说，研究力量仍较薄弱，水平有待提高，领域亟待开拓。近年所取得的大量科研成果中，高水平论述仍不多见。这固然与史料匮乏有关，但撰写过程的随意、研究水平的欠缺是不可回避的因素。一些研究生由于尚在学习阶段以及毕业发表论文的需求，他们的研究很难有所深入。在辽金西夏史领域还活跃着一些民间学者乃至爱好者，其中固然不乏水平较高，堪与专业学者比肩者，但大部分人缺乏基本的学术规范素养，往往故作惊人之语。他们还经常出现于学术会议之中，这难免更降低了辽金西夏史的整体研究水平。希望今后的学术会议更多地由学术机构与高校主办，学术会议应更注重学术性，少些形式主义，多些深入研讨。
    （本文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