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相隔仅一衣带水，自古以来联系十分密切。日本的历史学是受中国的史学文化影响而产生，在编纂方法与史学思想上具有很多的共同特点，特别是都形成了强烈的政治历史观，即将史学运行与政治诉求人为地系结一起。政权当局试图以政治引导史学，而治史者也往往寓入其政治意愿，或自愿为当局的政治目标服务。在古代，这是中日两国史学千百年发展中的泛常状态，虽可以促进整个社会对于历史学的重视，但同时也会影响治史求真宗旨的贯彻，甚至造成历史研究方向的扭曲。迈入近代化社会之后，历史学已经走向专业化，历史教学和研究者渐渐职业化，与国家政治的捆绑似应有所松动。然而历史文化的惯性力是相当强劲的，中日虽然都接受了西方的学术体制，但旧的政治历史观并未明显改变，治史经世的理念依然名号堂皇，使本来距离现实事务已然十分久远的古史研究，也受到很强的政治扰动，在20世纪前期的中日两国史学的疑古考辨中造成颇多的纠葛，值得反思和评析。
    一 日本古史研究的疑古思潮与政治扰动
    日本近代的史学转型与史学疑古思想的萌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要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特点是主动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社会体制的改良。在历史学上，有大批史家接受了西方的史学观念，更有不少史家具有西方留学、访学的经历。日本政府也曾主动引进西方史学理念，明治二十年(1887)更聘任德国兰克学派的重要学者路德维格·利斯(Ludwig Riess)为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教授，后来任教授的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箕作元八也都曾留学于德国，承袭兰克学派的理念和方法，使推重考证求实的客观主义史学立足和发展，这与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影响结合一起，审视日本的古史记载，不能不产生重大的怀疑与考辨。但是，日本的维新改革是从倒幕运动、政权重归天皇掌握所肇始，于是在大力学习西方的同时，还进行着强化天皇权威与神圣性的运作，即所谓“王政复古”。明治二年(1869)4月，天皇下诏由官方纂修《大日本编年史》，此为加强“王政复古”的一个举措。但享有学术盛名的编纂官重野安绎以及纂修官久米邦武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①陆续发表文章否定日本古籍的记载，甚至揭示神道势力的老底，②颠覆神道与皇统的紧密联系，威胁了神道祭典渲染之下的天皇神化的“国体”，因而受到神道势力和政界保守派的群起围攻，终于导致“笔祸”。1891年，久米邦武被解除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与国史纂修的职务，翌年重野安绎也辞职离去。
    但是，日本的国家修史活动也难以为继。因为无法面对学者所揭出的年代伪造、旧史失真的问题，纂修国史既不能按旧思路进行，也不能按新理念继续。日本官方在维新改革的大局势下，无法从文化上全面后退，政府只能选择摆脱修史问题上的困境。1893年按文部省提议，宣布终止政府修史，官方仅仅做史料的整理出版，编辑了《大日本史料》等多种丛书，而编著历史著述全由私家各成一家之言。这就是日本史学的近代转型，但仅仅是官方废弃了修史活动，而疑古史家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日本近代第一轮疑古思潮趋于低落，但矛盾继续存在，史学守旧势力依然强大，东京帝国大学内兰克史学的影响仍在扩展，历史学疑古思想也在积蓄。
    19世纪末期，日本历史学家那珂通世(1851-1908)取得多方面学术成就，渐次驰名史学界。他具有考证求实的意识，曾发文指出《日本书纪》所述古代日本的纪年大为失实。1903年初，那珂通世搜集编辑清朝乾嘉疑古考据家崔述的著述，并将其出版，名为《崔东壁先生遗书》，还撰著了《〈考信录〉解题》，对崔述的疑古考辨详为介绍和大加推崇。崔述著作在日本的刊行促使日本疑古思潮的潜流改以质疑中国上古史的方式而喷发出来，这是一个颇为关键的转折。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白鸟库吉成为首开先河的学者。
    白鸟库吉(1865-1942)于1887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的史学科，学习德国史学家利斯的课程，接受了德国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以这种理念审视崔述的论述，一方面受到崔述疑古见解的启发，另一方面也不难冲破崔述考信依据于儒学经典的局限性。他于1909年首发否定尧、舜、禹为真实人物的论断，指出尧、舜、禹不过是为了表达某种理想而构造出来的传说，被人称为“尧舜禹抹杀论”。这个观点惊世骇俗，但不大涉及日本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反而适合某些对外扩张势力蔑视中国的需求。当时反对白鸟之说的日本学者中，只有林泰辅发表了值得一提的驳论，但其理据弱而声势小，在社会影响上和学术上都居于下风。白鸟库吉在学术建设上业绩很大，在东京帝国大学倡导和建立了史学上的“东京文献学派”，疑古是这个学派显著的治学特点。但白鸟并非死守书斋的学者，其思想与行为具有相当的复杂性。1908年，为了深入研究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的历史地理，他争取到满铁会社总裁的支持而组织“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这固然有利于学术资料的搜集，但也符合日本政府政治利益和东亚战略的考量，其治学取向后来越发贴近于国家政局和“时势”，反映了政治历史观深入史家头脑的扰动作用。
    尧、舜、禹本为中国儒学经典中的圣王，否认其真实性，似乎会伤筋动骨地损害儒教，但白鸟库吉竭力避免这种逻辑归宿。他努力推重儒学、儒教，认为日本必须坚持儒教精神，于是在逻辑上做出一个扭曲，认为虽然尧、舜、禹并非真实人物，但这种传说正好表达了儒教的理想，儒学经典中所叙述尧的公平、舜的孝道、禹的勤勉是极其宝贵的精神，世界任何国家的人都应当学习。③同样道理，白鸟库吉也否认日本神代史是真实历史，但神代史的传说表达了日本的精神和理想，一定要坚守不懈、不可动摇。这些观点上的翻覆回转，无一不体现了史学研究被政治的考量、社会效能的顾忌所扰动。由白鸟库吉对儒学的推崇来看，其“尧舜禹抹杀论”应当不带有蔑视中国的用意，指责其出发点是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更不妥当。但是，白鸟库吉还有不少批判中国文化的言论，例如认为满洲、蒙古在历史上不同于中国本土，这或许也是他研究历史地理之后得出的个人见解，而这种见解肯定又与日本“大陆政策”的背景有关，在史学经世理念笼罩下的学术，与政治现实的联系往往是剪不断、理还乱，难分孰因孰果。像白鸟库吉这样得到当局优遇的学者，其史学研究于国家政治文化与学术思考的矛盾间摇摆，在中日两国的史学界都很普遍。
    另一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虎次郎(1866-1934)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在中国史研究上颇多创树，与其他一些著名史家构成日本中国学的“京都学派”。内藤虎次郎与京都学派多数学者对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多有赞誉，反对东京学派主张的“支那停滞论”，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在理念上是对立的。内藤氏同样具备疑古思想，而且补充了白鸟氏的论说。他在1921年发表的《尚书稽疑》中提出了古史的“加上原则”，即古史内容乃是被后人逐步添加的。他认为：“《尚书》中关于殷的诸篇离孔子及其门下的时代已甚远，而关于尧舜禹的记载不得不认为更是其后附加上去的。”④内藤与白鸟尽管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评估各有轩轾，但都怀疑中国上古史的旧有体系，可见皆为学术研究的结论，不牵涉政治的立场和动机。
    但是内藤氏的一些言论，在切合日本侵略扩张舆论方面，比白鸟库吉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其分别于1914年和1924年撰成的《支那论》《新支那论》，公然认为中国“领土过大”，无力经营，“把满洲分离出去，是有利的”，⑤这几乎是一种为中国着想的姿态。喜爱中国历史文化的内藤氏有此言论，说明学术理念与政治立场不一定直接对应，学者生活在特定的时代与社会，可以一身兼具不同的角色，思想与言论也可能十分复杂。
    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大量日本学者卷入贬抑中国历史文化的潮流，所发表的撰述在不同程度上符合日本军阀和政客的扩张意图。如著名史家桑原骘藏撰写了《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等一系列文章，专拣中国历史上的阴暗之处挖苦和讥讽，贬低古代中国的文明。史家箭内亘、中山久太郎等都主张满蒙并非属于中国。在史学界之外的媒体时评、社会文艺方面，宣扬的势头更加浓烈，形成了一个大的社会文化环境，时时处处扰动着史家的学术选题和思维。
    但史学活动是否牵涉政治因素，仍需要具体分析。例如20世纪20年代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之间关于中国天文历法史和《左传》成书问题的论战，即无政治干扰的迹象。这个论战是白鸟库吉与林泰辅论辩的延续，因为林泰辅在论辩之时，引《尚书·尧典》内“四仲星”内容为证，认为这不可能出于随意的传说和编造。白鸟及其学生桥本增吉予以回应，认为《尧典》的“四仲星”记述禁不住科学检验，林泰辅的说法不足为证。林泰辅为日本甲骨学专家，天文历法非其所长，白鸟库吉更不精于此学，辩论未能深入。至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的论战才将中国天文学史的探索大为推进。饭岛忠夫承袭白鸟库吉的中国古代文化西来说法，提出中国的历法来源于西亚或印度，根源在于希腊，约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即战国中叶时期传入中国，⑥新城新藏则认为中国的历法是本土自己发明的，这是双方的根本分歧。二人各举证据，牵涉到《左传》、《国语》等古籍，饭岛忠夫断定《左传》乃西汉末刘歆所伪造，而新城新藏则认为《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不存在任何作伪问题。⑦这次论战没有任何政治意图或政治因素，应当完全是学术观点的交锋。
    日本学界的疑古对象指向古代中国，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贬低，受到日本当局和右翼或明或暗的鼓励，以东京学派为核心的疑古史学得以壮大。但疑古思潮迟早会回马一枪，刺向日本的古史记载，白鸟库吉的学生、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即成为最杰出的代表人物。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早年追随白鸟库吉学习史学，后任早稻田大学教授。1913年撰成《神代史的新研究》，在此基础上继而于1924年撰成《神代史研究》，两书皆探索日本神武天皇以前的神代史，指出《古事记》《日本书纪》描述的日本“神代史”不仅毫无史实可言，而且也不是日本的神话传说，而是修史者按照当时的政治需要构造出来的。不仅如此，他还证明“关于应神天皇、仁德天皇以后的时代，甚至关于皇室的家系记录也都是经年累月地被人们制造出来的，即使没有精确地传下来，大体的情形也在帝纪编纂之时就已为人所知了。关于年代顺序也有同样的情况，《书纪》在纪年上把应神天皇以后到允恭天皇以前的年限拉长了，但履仲天皇、反正天皇的在位年数又明显地在变短，这恐怕也是为满足某种需要之故……这与其说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倒不如把它看作是一种思想上的构成来的更为恰当。”⑧这些考论从根本上动摇日本古代史旧有的基础，是对神道史观、对皇国史观的严厉批判，终于激起守旧学者右翼分子的极端仇视，津田左右吉因此丟掉早稻田大学教授职务，著述遭到封禁，又被判为有罪，但在诸多学者声势浩大的辩护下，只作缓刑处理，没有入狱。日本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津田左右吉得到普遍赞扬，后获得日本天皇颁发的日本文化勋章，其历史观念成为日本历史学的主流。
    日本疑古史学的发展颇具有起伏跌宕的“戏剧性”，而最后以胜利告终。其各种事例丰富多样，有的体现了史学与政治问题的牵涉，有的呈现史学与政治的疏离，值得予以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日本的疑古思潮包含对中国传统古史记载的否定，因此与中国学界、政界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必须结合中国的反应及中国的史学加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