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上古史探索的政治境遇
    如上文所述，清人崔述疑古史学的著述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白鸟库吉等将疑古对象转向中国古史的一大契机，影响巨大而深远。但在中国，情况则不大相同。崔述在世时，考据学正处于兴盛时期，而考据学家大多认同于钱大昕之“护惜古人”的信古观念，连阎若璩、惠栋那种审视《古文尚书》的辨伪之学也已经边缘化而近于澌灭。近代学者多认为在乾嘉时期专作史学理论研讨的章学诚受到冷落，查其实则不然。章学诚曾被聘入多个高官幕府，并且与钱大昕、邵晋涵等学界名人都有交往。而崔述则孤立无援，官方与名流均对之漠视。事实证明，当时同做热门的考据之学主导思想却不同，这样的学者更会受到加倍的冷落和排斥。幸得弟子陈履和倾家荡产刊刻崔述的著述，方使其未被埋没。
    时值近代，随着政治与文化价值观缓慢地发生转变，崔述的学术已经初步影响了顾颉刚的历史思想，加之胡适、钱玄同学术理念的催化，遂培育出顾颉刚这位疑古史学家。这期间也有日本史学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日本出版和推崇《崔东壁先生遗书》就是个不小的促进因素。顾颉刚在胡适的支持下，下很大功夫编纂《崔东壁遗书》，资料、体例已经远超日本版本，更对崔述之学深入研究，发挥、开拓出许多新的论断，乃是“古史辨派”学术业绩的组成部分。早在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命题，指出中国旧日的上古史体系的不可信从，首先发出对治水圣王大禹真实性的质疑。1926年，顾颉刚主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使辩论更为升级，且随着《古史辨》第二至第七册的陆续印行，辩论一波继一波地愈演愈烈。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提出许多具体的辨伪事例，但最根本的理念是顾颉刚申明了四点学术宗旨：(一)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即将神话中古神“人化”，多了一层伪史；(四)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
    从以上四条可以看出，这场“疑古”波潮实为20世纪中国的史学革命运动。但这场史学革命却引起发大量诘难，面临广泛的批评与排斥。一般说来，不同见解的论辩应是正常的现象，但只要与日本的情形对照，就可以体察出几分令人诧异之处。对顾颉刚和“古史辨派”予以诘难者主要来自于学术界，批评是以学术的面目出现，偶有关乎“世道人心”的指责，但并不大谋求当局的支持，政治势力也未过多地施加压力。这并非因为中国政局不会出现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异端”的情况，只不过中国当时尚未建立起那种行政权威，复杂的国内矛盾使当权派暂时无力顾及学术上的争辩，而且无论守旧派还是趋新派，大多不愿被人视为依赖政权而上位。这不能证明中国社会就没有政治干预学术的土壤。实际上，中国的疑古学派面临比日本多一层次的压力。顾颉刚本人可能不大了解白鸟库吉等人的学术观点，但到过日本的钱玄同就不一定也同样闭塞，他对日本白鸟库吉等人的观点闭口不言，可能是小心翼翼地撇开与日本疑古学派的干系。
    顾颉刚的观念遭遇了多方面的论敌，除历史学的守旧信古者如王国维、柳诒徵等之外，颇具备新史学知识和留学于西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例如“学衡派”吴宓诸人、年岁不大的张荫麟、留学归国后在高校讲解西方史学方法的陆懋德，甚至有半假不真的托派马克思主义者例如李季、以考古学者面目出现者如徐旭生等等。没有参与辩论的大学者如梁启超、陈寅恪、陈垣等人实际也不赞同古史辨派，有时还会给王国维逻辑混乱的《古史新证》捧场，会为胡搅蛮缠的张荫麟叫好。⑨这种文化环境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却有着丰富的历史记载，一般史家很容易拥传统历史内容以自慰，类似鲁迅《阿Q正传》里的经典话语：“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章太炎曾经斥骂疑古之论是“随日人之后，妄谈尧、禹之伪”，⑩认为“今之疑古者，害人更甚，厥祸尤烈”，(11)甚至会导致亡国后患。由于中国学界的保守气氛如此浓烈，中国的疑古考辩的学者面临的形势远比日本学者严峻。
    章太炎的议论明显属于顽固守旧的意识，而且也不能提供顾颉刚因袭了日本人学说的证据。但近年还是有人依此借题发挥，试图指责顾颉刚抄袭、剽窃。(12)早在2006年，倪平英在硕士学位论文《相似外表下的不同内核——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就“尧、舜、禹”问题研究比较》中已经列出充分证据，指出二者在学术立场、论证过程、学术指向等方面均有较大区别。(13)李孝迁撰《域外汉学与古史辨运动——兼与陈学然先生商榷》、(14)虞云国撰《古史辨“剿袭”案的再辩谳》等文章，(15)都对这种栽赃行为作出了反驳，这里不多复述。但需要说明的是，如上文所述，古史辨派的根本理念是要“打破中国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等等，是伟大的史学学术革命，即使是某些具体论点得自域外学者而未注明，也无关大节。
    众所周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顾颉刚宣布要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考证中国边防疆土，开办《禹贡》杂志借以自明，以学术选题做爱国、反侵略的表态。看来这种表态并不是多余的，但其实也是政治扰动学术的一种表现。至此，我们才会感悟到，傅斯年坚决支持和鼓励董作宾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几乎全无旁骛地研究甲骨学，撰成《殷历谱》一书，此类实例值得学术史特别关注。
    另一受到政治扰动的实例是郭沫若言行的前后变化。1927年郭沫若开始寓居日本，正是饭岛忠夫与新城新藏辩论中国天文学史的深入之时。至1930年，郭沫若已经撰成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成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同时，他还有其他著述，其中之一是4万余字的《释支干》一文。(16)就此文的学术观点而言，疑古考辨和得出的结论远远超越饭岛忠夫之说，饭岛忠夫不过主张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知识是公元前300年左右从西方传来，而郭沫若的考订不仅仅如此，甚至最早的殷商先民都可能是从西亚巴比伦携带文字、干支、历法等文化迁移而来。他将十二个地支的岁阴读法如摄提格(寅)、单阏(卯)、赤奋若(丑)等结合甲骨文、金文字形与释义，与巴比伦的十二星座一一对应，这不是个别读音的近似，而是整个语言、语意和文字的系统性吻合。例如“卯”字源于狮子座，中国甲骨文(卯)字与狮子座的符号绝相类似。而“单阏”即“轩辕”，乃皆为希腊语“”的音转。(17)在巴比伦与希腊，狮子座的轩辕星乃是天界的主宰神，《史记·天官书》有近似的记述：“轩辕，黄龙体，前大星女主象。”(18)传说的“黄帝”为轩辕氏，即来源于此。这就是说，连中国传说的祖先黄帝轩辕氏不但是神不是真人，而且是外国的神。
    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郭沫若回忆这一段在日本的生活，评论他所经历、所了解的人物和事件之时，说法令人惊诧。他提起经常去读书的东洋文库时说：
    白鸟库吉博士为主帅的日本支那学者中的东京学派，是以这儿为大本营。白鸟本人(他便是法西斯外交官白鸟某的父亲)除在东京帝大担任教授之外，在这儿有他的研究室，经常住在这儿的三楼。他的下边的一群学者大多是受了法西斯学派的影响，而又发泄着帝国主义的臭味的。……有一位著名的饭田忠夫博士便是这种人的代表，他坚决主张中国人是没有固有文化的，所有先秦古典，一律都是后人假造。中国的古代文化，特别关于星算之类，是西纪前三三四年(战国中叶)亚历山德大王东征之后才由西方输入的。……这样的论调与其说是学术研究，宁可说是帝国主义的军号。(19)
    这里对白鸟库吉、饭岛忠夫的攻击不仅过分，而且不合事实，没有证据和迹象表明饭岛忠夫的论述有任何政治上的意图，如果那就属于“帝国主义的军号”，乃是将学术见解完全政治化，实属牵强。因此，历史学者在评价他人的史学撰述和撰著宗旨之际，应当抑制政治意识在内心的过度扰动。
    中国、日本的许多历史学者主动或被动地与政治问题纠缠一起，或多或少地处于政治扰动之下来研究历史或评论他人的史著。这种状况的根源何在？解决的出路何从？是应当认真探讨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