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中的中华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神话故事中体现出来的中华文化观念？
    威策尔：一些中国古老的神话被认为是来自南方（例如盘古），它们会反映原初的不同观念，例如关于世界、神灵和人类的起源，所以这不仅仅只有一个答案。每一个神话都必须先单独研究，然后必须再调查它与外在神话的关系（也可能是没有关系）以及与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相互影响。表面上看，中国神话与北亚神话和东南亚神话之间有许多联结。可是，如果中国神话按照以下方式来算，即：在过去2000年左右、以书面形式流传下来的那些，我们应该能找到对这个组合神话的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早期儒家持反神话（Anti-Myth）的态度，或者尽管他们发起了神话历史化的运动（Euhemerization，攸赫麦鲁斯运动, 将诸神解释为历史上的人），一些神话已经成为“创始神话”——比如关于早期的皇帝（类似于早期罗马历史上的国王）的神话。两者（中国早期皇帝和罗马国王）都建立了当地的人类社会形式，甚至机智地发明了早期的工具和技术。这为中国文化、宗教、社会关系，甚至国家观奠定了强大的共同基础。这一基础一直持续到现代。
    《中国社会科学报》：通过您的神话学研究，您觉得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有何异同？
    威策尔：如果我们将西方文明定义为欧洲文明以及它的分支美洲文明、澳洲文明等，我们就可以比较其典型特征，正如它们现在与现代中国文明一起出现。虽然宗教过去曾在这两个地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继续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美洲地区，但是西方文明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奠基于古希腊罗马文化特质与中世纪基督教的历史融合，以及来自一些早期文化（例如日耳曼、斯拉夫等）的重要影响，人们甚至依旧可以清晰看到它们在当今欧洲绝大多数世俗传统中的踪迹。同样，在中华文明中，我们也看到了古代儒家、道家和佛教传统的融合，以及来自早期非汉民族传统的影响和混合。
    比较两个现代文明，我们可以看到非宗教的显著影响和基于人文主义的传统，例如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国儒家学说的传播。而与其他一些传统（例如印度文明）相比，这种“以人为本”的方法很明显是一致的。然而，在这两个地区，由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压力，我们也看到一个显著的趋势，人们倾向于去一些传统宗教与邪教中寻求“安全感”。当然在两种文明之间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例如：在中国，传统价值的重点是放在家庭，欧美的重点却越来越多地放在小型核心家庭（或者单身人士）上，或者走得更远些，个体之间日益疏离，导致代与代之间无法密切联系与合作，年轻人与日益增加的老一辈人的隔离——类似的现象也开始出现在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神话学研究的角度出发，您觉得当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中华文化要想“走出去”并融入世界文明，我们需要在哪些方面作出努力？
    威策尔：对一个局外人和非专业的中国文化专家来说，这无疑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我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我们看到，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背景下，人们（尤其是家长）显然觉得有必要让那些受到溺爱的独生子女，树立起某种意义上的社会责任感。显而易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所有这些文化规范，可以给人提供在世俗环境中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一些人认为这可以借由回归佛教实现，因为佛教在中国有2000年的历史和区域发展，它也能提供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古老的连接方式。
    在我们这个越来越相互依存、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文化交流不应该停滞不前。相反，在学校尤其是大学教授不同语言让学生了解世界其他主要（或次要）文明的特征十分必要。许多文化都有“近视眼”：印度曾认为自己是神话世界的“中心国”，这非常类似于古代中国。直到几十年前欧洲也这样认为，美国这个排外主义视角下的“上帝的国度”仍在继续这一趋势。
    同时，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对外推广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就像现在已经在做的一样。有些已经初见成效，因为一些国家的学校里已经开始教汉语。这些做法应该得到支持，还应该支持更多的学生双向交换和交流。中国文字的书写性质无疑构成了一个主要障碍，怎样教汉语，需要开拓有创意的新方式。对于我们人类这样的视觉动物，可以通过电视和电影的方式。事实上，有五花八门的方式可以吸引社会各界的眼球，正如瑜伽为印度所作出的贡献一样，在日益注重健康养生的西方社会，认真严肃的传统中医教学和行医也有可能成为另一个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