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光绪对康有为的态度，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光绪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可是直接反映他思想和活动的原始资料并不多见。无庸置疑，他在百日维新期间急于求变，因此屡次朱改军机处所拟上谕底稿，使措辞变得严厉、逼切一些，以收到雷厉风行的效果[②d]。一个颇为流行的看法（包括康、梁于政变后的解释）认为：光绪不敢正式起用康，是因为旧党的阻挠，但对康却是言听计从，好像康在这边上书，他就在那边下谕，康虽无秉政之名，却有秉政之实。这样去理解戊戌新政的产生及光绪和康的关系，无疑是过于简单。光绪赏识康的议论和文采，大概是没有疑问的。百日维新前夕，光绪曾向翁同和“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分递进”[③d]，后来内务府将康历次上书编成《杰士上书汇录》，想也是奉光绪意旨行事的。光绪在处理御史文悌、礼部尚书许应骙对康的参劾时，甚至可说是回护康的。但总的来说，光绪对康的态度还嫌暧昧不清。说康没有得到大用是因为光绪顾虑到旧党的反对，这和光绪同期处理其他事情的表现并不一致。翁同和的罢斥，王照事件中礼部六堂官的革退，李鸿章被逐出总署以及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四人被委任为领有特旨参与新政的军机章京等等，都是一些引起争论、牵涉人事进退的决定，其中不无违忤所谓旧党的举动，但光绪还是一意孤行，毫不畏缩。若光绪破格将康擢拔为军机大臣，或置于内廷备为顾问，以康原来的官位低微，的确会惹人窃议。若光绪对此心存顾忌，似可将康安插在一个权责较总署章京上行走较重的位置，让康从旁襄赞新政，但他没有这样做。定国是诏颁下后5天（6月16日），他召见过康，以后便再没有叫康召对。如果硬说这是因为光绪避嫌，免贻旧党口实，则他可谓瞻前顾后，审慎过人，却与他惯常的急躁表现格格不入。
    或说光绪认为康上书已足可沟通消息，所以不必另外安排机会见面。这个解释却又引出其他问题来。康替徐致靖、杨深秀、宋伯鲁等人草拟奏稿，光绪是否知情？当光绪检阅这些人呈递的奏折时，是将奏折内容看作是康的、还是徐、杨、宋等人的议论处理？若康确有把握自己的条陈会通过特别渠道直达光绪，他为什么还继续替他的言官朋友拟稿，而不自行署名将更多条陈上递？是否康也知道自己人微言轻，直接上书不一定收到预期效果，言官倒有言事之责，议论会较受光绪重视，所以为了变法大局着想，宁愿继续替人作枪手？这些问题的提出，乃基于对一些可能情况的设想，正说明康有为戊戌上书的事，还有不少疑问。疑问没有弄清，只假定光绪和康已取得某种默契，彼此合作无间，恐怕还没有揭示事实的真相。
    从成说的角度去看，光绪的态度还有其他耐人寻味的地方。1898年7月26日，光绪降旨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此举无异将康调离北京，将光绪和康的距离拉得更远。在办理官报的事上，还处处介入一个孙家鼐。康被提名办报，是孙的主意。随后康拟定官报的行销办法，也是先经孙“遵旨复陈”，认可推荐后，光绪才采纳的[①e]。在这以前，孙家鼐曾向光绪批评过康著《孔子改制考》，称其中公羊言论有碍人心风俗，应予一律禁止。光绪同意，遂令孙传知康有为，将书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删除[②e]。约一星期后，孙提名康督办官报。光绪明知孙家鼐对康有意见，但对此提名没有异议，还应军机大臣廖寿恒所请，由总署传谕康“嗣后办理官报事宜，应令康有为向孙家鼐商办”[③e]，是将康置于孙的监管下。督办官报不同枢机要职，上海不同北京，况且人选还是光绪宠信的资深大臣（孙）所提名，何不放手让康去干？定国是诏颁下后不过一个半月（仍属百日维新前半期），孙家鼐即借官报事将康外放，用意至显。若说光绪全意用康推行新政，为什么又要赞成这个安排？光绪没有经常召见康，现在又同意将康调离北京，他对康倚信的程度，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
    在康来看，光绪的态度恐怕是若即若离。百日维新初期，梁启超写信给夏曾佑时表现的矛盾心情，可作为整个时期康、梁处境的写照：“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全）出我辈……南海（康）不能大用……仆之久不察看……日间必出都……相见不远也”[④e]，得意、怨望之情参半。后来情况没有显著改善，以致政变爆发前19天被委为军机四章京之一的杨锐也说：“康、梁二人，又未见安置，不久朝局恐有更动”[⑤e]。这或可说明康被光绪召见后继续替杨深秀等人草拟奏稿的原因。百日维新期间，康始终指望得到光绪重用，在这个愿望实现以前，康本着多管齐下的原则，希望以此促成变法的局面，所以除自己上书外，又代他人拟稿，至于奏折递上后会怎样处理，就不是他在外边所能遥控决定的了。
    综合上面各点，可知历来认定光绪和康有为紧密合作的看法，其实包含不少推想、假设的成分。纵然康在戊戌定国是诏颁下前后上书言事，为光绪所赏识、认可，但这不表明康已取得光绪的完全信任。这里说的不是一个有无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大小的问题。光绪欣赏康，但没有达到言听计从的地步，对康的建议和对康的任用，都没有给予全力支持。这从他将康部分条陈先发交大臣审阅，听他们议复后再作打算，以及令康就官报事向孙家鼐交代的做法中可以得到证明。康缺乏实际行政经验，他的长处在于书面的纵横议论，这是甲午战后他取得光绪注意的主要原因。光绪派康到上海办报，正配合康文字、识见上的优长，可算是一个量才用人的合理决定。据此，光绪和康没有建立起紧密合作的关系，光绪也不见得专意用康去革新朝政。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的一项基本措施是开放言路，让士民的政见上达。从现见已刊未刊的档案资料，可知当时上书言事的，除了康和与康合作的廷臣外，还有不少其他官员和士人。他们的献策也有被采纳成为新政的部分。变法的意念，可说是来自四面八方，若以为康或康党包揽一切，则有乖当时的实况。
    本文目的不在否定康对戊戌变法的贡献，一些康自己署名上递或代人草拟的奏议，的确成为变法上谕的张本，这在档册中有迹可寻，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在代人拟稿的事上，特别是康和梁启超、杨深秀、宋伯鲁、徐致靖等人分工合作的关系，还有模糊不清之处。若现见资料不足以彻底说明问题，则我们对康在戊戌时期活动的历史评价，便须相应地有所保留。康没有主政，他对新政的具体贡献仅见于当时颁下的部分变法上谕。
    康的活动尚有两层历史意义，须加以说明。在列强交逼、国家面临瓜分危机之际，清廷的回应却是日趋僵化，软弱无力。甲午战争在朝野掀起的清议激情，又渐归于平静，未能成为政治主流。军机处光绪戊戌《现月档》所载“王大臣年岁生日单”资料显示[①f]，清廷的权力架构有明显的老化倾向。单上所开除一批满洲亲贵年纪较轻外，其余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尚书等枢廷大臣，以至总督、将军等疆吏，平均年龄超过60岁，慈禧太后本人也在甲午年庆祝过60大寿。他们的政治生涯，大多开始于咸丰、同治年间，到了光绪戊戌年，已饱历数十年来内忧外患的冲击，于政事上的表现，主要不出两端：消极的则尸位素餐，得过且过；稍积极的也不过勉力维持，但求大局不致全面崩溃而已。光绪要倚仗他们革新朝政，遇到的困难自是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康有为无疑代表一股来自这个权力架构外缘的动力，不断试图开辟途径，直达位处架构中央、握有一定实权的光绪。百日维新期间的所谓“康党”，其实是当时北京一个最具活力的政治小群体，对戊戌新政起过正面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康的积极进取，又不是一个安于保守、苟且的政治环境所能容忍的。戊戌期间，康广仁对其胞兄有过这样的批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①g]。康带有霸气的举动，有时不但对变法大局无补，还造成维新阵营内部的分裂，改《时务报》为官报就是一例。康为了早日取得《时务报》的控制权，与该报原经理汪康年发生龃龉，康迳自去电两江总督刘坤一，指责汪不合作，以致汪“私改（《时务报》）为《昌言报》，抗旨不交”的言语，意见于8月22日上谕，光绪还命黄遵宪路经上海时，“查明原委……毋任彼此各执意见”[②g]。当时袒护汪康年者即有康“挟天子以令钱塘一布衣”的讥评，而“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因康、汪争执越益显著[③]。康的活动又间或超越常轨，为敌对势力增添攻击的借口。康替言官草拟奏章，即被视为结党营私、干预朝政的“勾结”行为。这个阴谋理论遂成为文悌、许应骙参劾康，后来御史杨崇伊直接吁请慈禧太后重行训政的主导思想。杨的密折更将康有为、文廷式、孙文相提并论，语意模棱，旨在罗织罪名，成为触发政变的主要原因之一[④g]。康有为和百日维新确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这关系不表现于他身膺高位，统筹变法，也没有确凿证明说明光绪曾大用他，但康的言论和活动，对戊戌新政的进程及其最后以政变爆发中止的结局，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