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我国晚清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洋务运动的目的是“中兴”“自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兴办军事工业，筹办近代海军。李鸿章参与了近代海军建设的全过程，是晚清建设近代海军的实际组织者。关于在这方面的功过是非，许多论者、包括台湾以及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述。本文着重从他在海军装备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说点看法。
    一、李鸿章积极组织领导了晚清的制器，但始终不主张清廷自己制造轮船。
    1862年6月，李鸿章奉湘军首领曾国藩的命令，率军6500 人乘英国轮船到上海，与洋人联合围剿太平军。亲自看到洋兵洋器，对其精利的武器，整齐的阵容，感到惊奇， 产生了求取学习的想法， 同治三年（1864）春，他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下简称总署）恭亲王奕的函中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若学习外国之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其人”（注：《筹办洋务始末》同治朝卷25。）。在当时，能够提出这些论点并积极付诸实践应该说是高人一筹的，是一个进步。
    为觅洋器李鸿章排除外商干扰不惜重金购买洋枪洋炮并设厂制器。李鸿章的制器开始於同治二年（1863）初。先后搞了三个厂子，号称“炸弹三局”，一个由知州刘作禹和洋人马格里主持，雇了几个外国人，使用了蒸汽动力和机器；另两个则分别由总兵韩殿甲、道员丁日昌主持，厂里全是中国人，以手工作业。产品主要是短炮和炸弹。（注：姜铎等编著《江南厂厂史》，夏东元著《洋务运动史》P77）同治四年（1865）五月，丁日昌在上海虹口买到一座美国人办的旗记铁厂。 据李鸿章奏报，该厂“向以修造大小轮船为长，能修造大小轮船及开花炮、洋枪各件，实为洋泾浜外国厂中最大者”。买来后与丁日昌、韩殿甲的炸弹局合并，时适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买进的100余台“制器之器” 到沪，曾国藩决定投入其中。合并后的工厂定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注：《李全书、奏稿》九。）由丁日昌总负责。关于总局的任务，李鸿章说：“前造洋枪器具尚未全备，已令匠目赶制全副约大小四十余件，数月可以成功”。如果制造火药还得再添一些工料机器。（注：《李全书、奏稿》九。）至于经费，李鸿章说“容臣随时于军需项下通融筹拨”。（注：《李全书、奏稿》九。）以上说明李鸿章一开始是把江南制造局的主要任务定在制造枪炮弹药上的。
    为了求发展，同治六年（1867）夏，江南制造局从上海虹口闹区迁到城南高昌庙，规模扩大。两江总督曾国藩奏准每年以江海关的一成解济军饷，一成解制造局制造轮船，（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使制造局在造船方面有了正常经费。同治八年（1869）春，两江总督马新贻以制造局任务多，用款巨，“所幸中原军务肃清，淮军扣裁，剩留防各营饷项，亦经酌定，恳请将所留洋税二成，全数（每年约40-50万两白银）拨充造船之用”（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实虽“几无于造船之用”（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但基本上还是维系了迄同治末年（1874）前，制造局平均每年接近造一艘船的速度。其间，同治十年（1871），发生过一次御史宋晋上奏建议停止制造轮船的波折。经过争论，清廷最终还是采纳了李鸿章等洋务派的意见，否定了宋晋的奏议，维护了70年代清廷的轮船制造。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是有贡献的。
    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以同治十年（1871）琉球船民遇巨风到台湾被杀事为借口出兵台湾。清以沈葆桢为钦差大臣，率船去台湾巡防并负责交涉。日本当时的兵力并不强，尤其是海军，只有原幕府的5艘旧兵船和3般运输船。交涉中尽管以开战相要挟，但苦于海军弱，只好寻求外交解决（注：解放军出版社（日）外三山朗著《日本海军史》P24。）。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本可强硬交涉，但李鸿章怯战， 主张求助外国从中调解，而参与调解的洋人怕仗打起来损害他们在华的利益，硬说中国兵力敌不过日本，迫中国就范，（注：《李全书·译署函稿》二、《朋僚函稿》十四。）从而缔结了一个对中国影响极坏的《台事专约》。这个条约李鸿章参与了全过程，他自己也认为有伤“国体”（注：《李全书·译署函稿》二、《朋僚函稿》十四。）。
    这件事在国内引起的强烈反响是，必须加强海防，在清廷内发生了第一次海防大筹议。
    在海防大筹议议中，李鸿章对当前形势、防御方向、世界科技以及军队装备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有分量的论点。诸如：“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里，”主张在把防御方向从传统的陆上引向沿海点上等，都应予肯定。但是，防御方向上的正确并不能完全保证具体实践方法上一定正确。就在这个奏摺的造船部分，李鸿章提了一个后来竟成为不让中国人自己制造轮船的根据，“中国造船之银，倍于外国购船之价，今急于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那国内的造船怎么办呢？李鸿章说：“仍量加开拓，以备修船地步”（注：《李全书·奏稿》二十四。）。这样，李鸿章把中国后来海军装备的筹办，就完全寄托到国外去了。於是，他开始向国外定购炮船，至光绪十四年（1888年）共购进大小舰艇38艘（注：张墨、程嘉禾著《中国近代海军史略》。）。北洋舰队成军的28艘舰艇中只有6艘是中国自己造的； 其中千吨以上的10艘主要作战军舰中，只有1艘是中国自己制造的，其余都是买外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