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买铁甲船，李鸿章还有其他方面的不少理由，诸如谁人带船，何处停泊，那里驻坞以及配套船只等，原来他认为无法解决的问题，都在他后来认识到需要铁甲船时自己解决了（注：见《李全书》奏稿和译署函稿中有关议购铁甲船各篇。）。说明船只问题，只要解决了要不要的问题，其他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说李鸿章不主张买铁甲船只是说了问题的前一半，还有下一半，就是从1880年以后，李鸿章又成了积极的买铁甲者，且一直坚持到组成北洋舰队。是什么原因使李鸿章改变了观点？一是实际使用蚊船（铁炮船）证明“蚊船炮大船小，舭浅底平，……祗能在海口及沿岸浅水处驰逐接战，似不宜於大洋”（注：《李全书·译署函稿》十。）。二是接受了福州船政提调寄呈刘步蟾和林泰曾条陈《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的观点，“谓求最上之策非拥铁甲等船，自成数军决胜海上不适臻以战为守之妙”，“目前即无此力量，断不可无此志愿”（注：《李全书·译署函稿》十。）“拟尽敝处存款先购一（铁甲）船来华操演以为始基”（注：《李全书·译署函稿》十。）。三是购买铁甲船可以建成北洋海军，扩大淮系势力。这个时候，沈葆桢已经去世，所谓的晚清近代海军建设实际上就是李鸿章控制下的北洋海军建设，他当然不会放松了。这一点表现在当年李鸿章不同意买铁甲船时所说的其他许多困难，这个时候他都有办法解决了。不管怎么说，李鸿章在晚清海军引进铁甲船上，从不赞成到赞成，--从买蚊船到买铁甲船--是绕了一个大圈子的。这一绕不要紧，六、七个年头绕过去了。如果算到1885年真正拿到从外国买的铁甲船，那可是12个年头。而江南制造局制造的钢板船“保民”号从酝酿到制成也不过6年；福建船政从与日意格等合同期满离厂， 到自己设计制造出钢甲船“平远”号，也才12年（李鸿章不从中干扰绝对不要12年）。说明研制海军装备，贵在实干，就有可能较快、较早的拿到装备；反之，只论不干，论的越多误事越大。
    这里顺便说一句，英国人赫德对李鸿章在购买铁甲船上的影响。当然我不是想把李鸿章在相当时间里不主张买铁甲船的责任都推到赫德身上，因为赫德毕竟是外国人，中国海关的一个雇员，最后的决策当然还是中国人自己。赫德的根本立场是为英国服务还是为中国服务，这一点中国人自己必须搞清楚。千万不能自傲地认为，他们为了钱“只当服务的工具，而不当外国利益的代表”。赫德表面上在为中国“皇帝主人”服务，而实际上在为“大英帝国”工作的。关于这一点，我在1996年《海关研究》第四期以《赫德与中国近代海军建设》为题，讲了这个方面的问题。赫德一直不主张中国拥有铁甲船，最本质的理由就是为了维护英国在远东的霸权。他在给伦敦的金登干的信里说不能“让中国人用这些军火（指英国卖给清廷的船炮等）来对付我们”（注：（英）季南《英国对华外交》第14章。）。贯彻这些英国要害机密，赫德当然只能据情先说蚊船炮大，可以打穿铁甲船的铁甲，花钱也不多，诱骗李鸿章买蚊船。蚊船到中国后暴露了它没有打穿铁甲船的能力，于是赫德又告诉李鸿章，现在有一种碰快船（即巡洋舰）可以用它的速度和坚硬的舰首撞伤铁甲舰的水下部分，……等（注：《中国海关密档》二。）。总之，一个目的，就是要清廷不要买能在外海作战的铁甲船。实在阻止不了，也只好把买铁甲的决心尽量向后推。英政府的这一目的，赫德是办到了。
    四、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晚清洋务运动筹建近代海军30多年，最终败于甲午一役，全军覆灭。由于李鸿章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又是创建近代海军的实权操作者，晚清唯一的近代海军舰队--北洋水师是他一手完成组建的，战争中的覆灭也是他具体组织指挥的。因此，把李鸿章作为“麻雀”，剖析其在海军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应当说是恰当的，这里毫无“以成败论英雄”的意思。
    李鸿章在晚清建设近代海军上失败的原因集中到一点上，就是建设的战略指导思想落后，没有跟上时代的要求。
    近代海军和古海军的区别在于：近代海军具备先进的装备武器，舰体使用了钢铁，动力使用了蒸汽，火炮、鱼水雷等武器使用了机械化，此其一；其二是具备先进的相互联络手段和后勤保障设施；其三是统一的战勤组织指挥；其四是积极进取的使用战略。四个方面是一个整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李鸿章在创建晚清近代海军上，重视了第一和第二两个方面，建成了具有近代装备武器的北洋水师及其岸勤保障设施。但在第三第四两个方面的建设相差甚远，对第三方面似有所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解决，落后的封建思想意识和多少年流传下来的古海军分汛军事制度造成的畛域割据没有解决，使舰队始终不能置于统一建设和统一组织指挥中。忽视第四个方面的建设，而这个方面又恰恰是建设近代海军最重要的一着，是建设的灵魂。
    李鸿章建设近代海军忽视第四个方面的主要表现是：认为“天朝”的文物制度比外国的好，是立国的根本，学外国，就只要是学习他们的具体技术，而不需要学习与其相应的近代军事制度。产生这种情况，有他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晚清创建近代海军起源于外因而不是内因。那就是19世纪40年代（甚至还可以联想到更早一些时候的明王朝）的外来势力入侵和对沿海的骚扰；再就是太平天国等农民革命起义运动影响。他们始终把维护他们的封建统治政权--大清江山作为主要目标，不能受到损害；从文化思想上讲，他们要维护上千年的孔孟儒家传统，封建保守、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天朝上国”，看不起周围其他国家，视之为“夷狄”。李鸿章虽然不象曾国藩那样的在儒学方面够得上“立言”“立德”的人，但他毕竟是晚清封建王朝的进士和曾国藩的门生。对西方的具体技术文化他是自愿接受的，对深一步相应的思想文化就不能接受了，也不想接受。因此，反映到海军发展建设指导上很难摆脱单纯防护大陆本土思想，只讲消极的防，不讲积极进取，把海军的使命任务仅仅限制在沿海防御上，而不是积极地出击争取控制一定的海洋上。先是人装备建设上限制，后来虽然有所放宽，但在作战使用上又严加限制，以致甲午战争中海军一败再败。
    以上说明要解决好海军建设问题，一定要首先解决好海军建设的战略思想指导问题，即要建设一支能够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能够在海上争取一定制海权的海军力量。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