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清中国到底能不能自己制造轮船的问题。这首先是要允许造，不造怎么能说会不会造呢？其次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李鸿章认为的所有这类舰船都造不了。70年代前半期，江南制造总局就成功地制造了“海安”和“驭远”号，不论在船的吨位、主动力的功率以及炮位数量等方面，都是可以和外国的同等兵轮相比的。李鸿章自己也说“与外国大兵轮相等”（注：《李全书·奏稿》二十四。）。同时试造铁甲轮“金瓯”号，吨位虽小，但为后来组织生产更大的铁甲轮创造和积累了经验。该局道员李兴锐就局仿造铁甲船称“添购物件即能扩充”（注：张晓生主编《中国近代战策辑要》下。）。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即便是在李鸿章的干扰下，制造局虽然近十年没有造船了， 但仍能于光绪十一年（1885）制成尺度马力较大的“保民”号钢板轮（注：海军政务厅编《海军大事记》。）。福州船政的进步也很快，在与日意格的合同期满、日意格及其他技术人员陆续撤离福州船政情况下，于同治十二年（1873）十月开始独立制造轮船，仅1年时间， 船体就由木协木壳过度到铁协木壳；又4年2个月，船型由普通兵轮向快碰船（巡洋舰）过度；再进而，用5年另7个月的时间就过度；再进而，用5年另7个月的时间就过渡到钢甲钢壳快船“平远”号（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在甲午海战中“与日人交战，屡受巨弹，毫无伤损，较之外购的‘超勇’‘扬威’‘济远’似有过之，即较之‘镇’‘定’等六远，迹无不及也。后为日人所虏，日俄之战，该船颇具战绩”（注：张侠等著《清末海军史料》。），说明只要正确领导，中国当时的军工厂是有能力制造近代军舰的。至于造船经费紧绌问题，要分析。笔者始终认为当时经费紧绌的关键不完全是经费本身的问题，而是经费应当怎么支配的问题。有钱，同时到几个地方投是一种紧绌；钱少，不到应该投的哪里投又是另一种紧绌。李鸿章说的经费紧绌有相当部分是后一种紧绌。他首先站在制造军火方面和造船争经费，后来又站在买船方面和造船争经费。在他的当时权力能及的江南制造总局，他把朝廷本来已经准拨的常年经费尽量往制造军火上拨用。至于造船，他先是（1876年以后）拖着每年少造或不造，显示造船在和军火制造争经费，时间久了（到1885年）干脆把造船停了。
    从1867年到1894年江南制造总局近30年的经费收支情况看，清廷每年应拨的二成海关洋税基本上没有拖欠过，平均每年收入保持在51.6万两以上，按时间顺序，平均每5年还增长8%以上，个别时候还要高许多。每年支出，随每年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没有因为1876年以后制造局拖着不造船而减少一点（注：夏东元《洋务运动史》。）。李鸿章是怎么使用这笔经费的？根据他的奏报：从同治六年（1867）动支江海关洋税之日起至十二年（1878）十二月底止，造船用费占江海关拨入洋税的25%，是曾国藩奏准造船应该使用的一成洋税的50%。 若按同治八年（1870）马新贻继续奏准“中原军务肃清，淮军扣裁，剩留防各营，饷项亦经酌定”，应使用二成洋税造船看（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造船经费的75%被李鸿章拿去制器和办军火了，拿允准了的造船经费去办非造船的事（包括建颐和园），结果还说造船经费紧绌不好置办，没有道理。
    根据海军司令部编辑的《近代中国海军》载：从光绪元年（1874）到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北洋海军实收经费情况可以旁证李鸿章当时喊海军经费紧张完全是为了给别人听的。二十年共收经费4659万两，平均每年收费234.75万两，比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时计划每年应拨给他的200万两还多，不应当说紧绌。
    总结以上说明，当时在造不造船和造什么船的问题上，有相当决策权的李鸿章并没有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和劳动群众中存在着自己能够制造轮船的强大潜力，以致媚洋崇外，压制造船是一个错误。
    三、李鸿章为什么在购置铁甲船上绕圈子
    晚清筹建近代海军时，为购置铁甲舰，从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出兵侵台，沈葆桢带船赴台全权筹办台防与文煜奏准“……造枪炮铁甲，修电线等以利台防”起，到光绪六年（1880）二月李鸿章《议请定购铁甲》向国外订购铁甲船止，共经历7个年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 十月真正得到“定”“镇”二铁甲船共花了12个年头，应当说是绕了个不小的大圈子。
    什么原因使李鸿章绕这个大圈子呢？根据当时李鸿章的奏稿、各类函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看，李鸿章反复强调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曰无钱买船，二曰无人驾驶，三曰无坞修船。其实这些都是些具体技术枝节原因，最本质的原因还是政治方面的。那就是：他从维护没落的清朝封建统治出发，相信资本主义列强说的“国际公理”和遵守与其缔结的条约，就能保持相安。反映在外交方针上则出现了互相矛盾的政策。即主要方面是委屈求全、妥协投降、取媚洋人以图苟且一时；而另一方面又想利用列强在华之间的利益矛盾，争取一些主动。如在19世纪70年代以至80年代初，先是采取“联日抗俄”政策，尔后又转为“联俄抗日”。而不把御外重点放在加强自身力量建设的基点上，而去依靠外国，采取“前门拒虎、后门进狼”的办法是不行的。
    关于李鸿章说的不买铁甲船的另一个最大理由是没有钱的问题。关于晚清到底有没有钱建海军的具体问题，我已经在前面说了，这里就不重复了。但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装备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经费和筹办装备始终是有矛盾的。这个矛盾是永远不会消失的，除非不筹办装备了它才会消失。经济实力弱的国家有这个问题，经济实力强的国家照样有这个问题，只是存在问题的程度和性质不同罢了。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把要解决的问题排个队，有前有后。至于怎么排？就有个认识和方法问题。首先要以先进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定下海军的使命任务和发展战略，要什么不要什么，以及怎么个要法，都要有个章法。再就是对比装备要科学，除了比它们的单价外，一定要比它们的功能，蚊船（亦名炮船、铁炮船）便宜，数量再多不能到外海作战。这对当时还缺乏海军使用和海军技术知识的李鸿章可能有点苛求，但作为对掌握创建晚清近代海军建设大政的人并不为过。李鸿章由于缺乏海上实践经验，始终没有跳出传统文化思想落后部分的影响，是可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