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以上，不难看出李鸿章在晚清中国自己制造轮船上有两个面孔。批驳宋晋停止造船奏议坚持造船；到外国去买船叫自己的船厂专事修船，哪一个到底是主导的呢？
    我们说李鸿章不主张、甚至压制清廷自己制造轮船，不是从他经办的某件具体事情说的，而是从他倡导洋务，兴办军事工业，筹办海军装备创建海军的全过程说的。还在创办江南制造局时，他就规定江南制造局以生产军火为主。至于制造轮船，他说：实在要造，“可试一二，以考验工匠的技艺”（注：《李全书、奏稿》九。）。如果我们认为这是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初期的一个具体工作安排的话，那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二十八日在他给朝廷呈送《奏议宋晋暂停制造轮船摺》前，给王补帆中丞的信中的话，应当是他创办江南制造局当时的内心真实想法，那就是“造船无用”。“闽厂创自左公，沪厂创议曾相，本人早知不足御侮，徒添靡费，今已事成而欲善其后，不亦难乎”（注：《李全书·朋僚函稿》十二。）；说总署设想用已造成的船“运漕”或“交商赁”的主张行不通；“沪局由我主政，行止尚易操权”，至于闽局，我就说了不算了。同月二十六日，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又说：“鸿章于同治四、五年（1865、1866）协议铁厂时，左公已先议造船，鄙意未敢附和，但主仿造枪炮军火，谓可发而收之也。即不备于水，而尚备于陆也”（注：《李全书·朋僚函稿》十二。）。光绪五年（1879）十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在上奏已向英国购买两艘快碰船的同时，为遮掩议论，曾提出要船政制造快碰船，但条件要求极苛；并随即于来年二月十九日（实际还四个月不到）上奏叫把已拨给船政的两笔造船经费拨给他买“柏尔来”铁甲船（注：《李全书·奏稿》三十六。）。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在《论各海口购船》中说：“舰庄奏称意欲仿造，实系膈隔之谈，其炮位机器，闽、沪各局尚不能造，何况其他”（注：《李全书·译署函稿》十。）。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十一日他奏称，梅启照呈奏的海防条陈中要江南局和福州船政仿造铁甲船这件事，要缓办。理由是两局过去造的船不如外国船厂造的好。江南制造局人员水平不行，已令停止造船；福州船政实在要仿造，可令船政大臣先报个“详细估价，如能合算，克期造办”（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李鸿章是真的要福州船政造船吗？不，他是不会的。中法战争后，第二次海防大筹议，清廷决心“惩前毖后”、“大治水师”，成立统一领导全国海军的海军事务衙门（简称海军衙门），李鸿章被任命为衙门会办，仍旧担任北洋大臣兼理建设北洋海军的大权，但实操清末海军建设的全权（注：姜鸣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编年》。）。按理这又是一次发展晚清造船的好机会，而李鸿章却仍以全力向国外购船，并于1885年断然停止了江南制造局的造船。福州船政由于不在李鸿章的直接控制下，又有左宗棠、沈葆桢及其后来各船政大臣的坚持，因此，才勉强地维持着造船。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福建船政奏报制造双机钢甲兵船，李鸿章亲自出面“议驳”，列了8 个比较项目，除1 项外其他均不如“济远”舰（1880年在德国订购的、1885年到中国的巡洋舰），声称“然欲以此（指船政呈报的双机钢甲船图说）敌西国铁甲舰，恐万万不可能”，说“裴臬司（荫森，船政大臣）于此道素未考究，误信闽厂学生鼓惑，尚祈朝廷审慎图维，勿任虚掷帑金是为至幸”（注：《李全书·译署函稿》十七。）。后来的实际情况又怎么样呢？光绪十五年（1889）福州船政把‘龙威’（后改名‘平远’）钢甲快船造出来了（如果没有李鸿章的干扰， 这种船不仅可以早3年建成，而且一开始是计划投产3艘的）（注：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不但质量很好，船价也比“济远”购价低，经实战检验比李鸿章买的外国同类船好（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
    1984年，甲午海战90周年时，有论者著文说：“李鸿章不但不反对自造船舰，而且对福州船政给予支持和鼓励”。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前面我已经说了，李鸿章当时对船政的造船要求太苛刻了，要求不论是在性能上、还是建造周期上都要“与购之外洋相等”或“不逊于洋厂”，这是很不合理的，这对初次制造一个全新型号舰船的船厂根本谈不上是什么支持和鼓励。李鸿章这样作的实际目的是要向朝廷印证他当时确定买英国的那两艘快船是对的，此其一。其二，至于说李鸿章对“平远”舰的态度，福州船政于光绪十一年（1885）五月二十三日奏报建造“平远”时，李鸿章即于六月十九日两次驳议，根本没有支持和鼓励的意思（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国产“平远”钢甲兵舰造成入列北洋后，按辅助船使用，其他同类“远”字号舰的管带配副将，而“平远”舰管带和小炮船的管带是一个等级，仅给个都司，而这个管带还是船政一期毕业生，和刘步蟾、邓世昌、叶祖圭以及方伯谦等同期（注：《福建论坛》1994年4期P45，张侠等著《清末海军史料》。），这一情况李鸿章不可能不知道。这能说是对自己造船的鼓励和支持吗？李鸿章就是这样极不公平的对待晚清中国自己的轮船制造，实在有碍洋务派自强造船的初衷。
    有人看到江南厂以往造了许多船，误以为这是李鸿章控制的江南制造局的功绩。实际上江南厂的前身是江南船坞，从1885年就不造船了，船坞荒废，无奈於1905年从总局分离出来（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采取商业化经营方针，独立核算，与制造局从此再无隶属关系了。制造局继续搞军火生产，以后随着政局的发展，经多次迁徙，在国民党时期就已经自灭了。
    还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李鸿章不主张清廷自己造船，那他又为甚么要在70年代初反对内阁学士宋晋呈奏的《船政虚耗摺》提出的要“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