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一下李鸿章不同意宋晋意见的《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摺》，就不难看出李鸿章的意见完全是从洋务运动全局出发的，而不是从制造轮船出发的。关于这一点他在呈送《奏摺》前18天，在复何筱宋的信里说的非常扼要简明，可以说是其《奏摺》的提要。“现造兵轮，虽未能云御侮，而规模已具，门径已开，数十百年中国御侮必兼赖之，季高制军大声疾呼不可裁撤，鄙人断无异词，将来兴造货船再筹招商雇用，未为晚也”（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这里有两个观点很重要，即一说造船御侮是数十百年以后的事；其二是将来造船招商雇用不必着急。两点说明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想靠制造轮船御侮是很远的将来的事，现在还用不上。在《奏摺》里，他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论点的，先是说了西人能够在中国横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枪炮轮船之坚利”，中国要不受欺侮，就要有“具”。什么“具”呢？就是他倡导的那些洋务自强项目，其中提到了轮船制造。但话锋一转，说那是“为国家久远计”，即前边指出的“数十百年以后的事”。所以他主张目前的造船要限制在一定的“度”内，“能守疆土保和局”就行了。在这个《奏摺》的最后，李鸿章还有一段“煤铁与船器互为表里”的精采论述，强调使用机器采煤炼钢的好处，是造械制器制造轮船的基础，是能够“兴大利”和“利源自开，榷其余利且可养船练兵於富国强兵之计”（注：《李全书·秦稿》十九。）的大好事。充分说明李鸿章这时是把制造轮船和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兴办民用工业捆在一起说的。事后，他对清廷只采纳他不停止制造轮船的建议，而没有对他建议的采煤炼铁表态十分不满（注：《李全书·朋僚函稿》十二。）。这说明在李鸿章看来，与宋晋的争论不仅仅是个中国自己造不造轮船的问题，而是争论洋务自强运动还要不要继续搞下去的问题；是重大政治问题的争论，不是具体技术问题的争论。如果朝廷采纳宋晋的奏议，下一步就可能有人要求停办洋务派兴办的其他事项了。因此，尽管李鸿章在洋务派内，对清廷自己制造轮船有这样那样的看法，但在与守旧顽固派的斗争中，他必须坚持轮船制造，无论如何不能使60年代初兴起的洋务事业停下来。
    最后需要指出的，《江南造船所纪要》称：“光绪二年（1876）两江总督李鸿章以局中原系兼造船炮，今若趋重造枪炮，而对造船一部分概行搁置，殊失当日设局之本意。且见欧洲列强正在推扩海军，添造船炮，不遗余力；我造船事业甫在萌芽，何可于创办未久，遽生懈弛之心，遂特专摺奏陈，力言造船之不可裁撤”（注：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国近代舰艇工业史料集（以下简称史料集）》）。接着文中引述了两大段实际是同治十一年李鸿章针对宋晋奏摺而上奏《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摺》的内容。这说明《纪要》所说的李鸿章70年代中就努力支持江南局制造轮船的论点是不对的。
    二、 李鸿章不主张中国自己制造轮船的直接原因是缺乏民族自信心
    李鸿章认为中国不能靠轮船御侮，也没有能力自己制造轮船御侮。说：“若外洋本为敌国，专以兵力强弱角胜。彼之军械强於我，技艺精於我，即暂胜终必败。敌从海道内犯，自需急练水师，唯各国皆系岛国，夷以水为家，船炮精练已久，非中国水师所能骤及”（注：《李全书·奏稿》二十四。）。再就是他认为制造轮船是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就轮船本身而论，“此事体大物博，毫厘千里，未易挈长较短”；自己组织兴造，困难更多，“兴造轮船，实自强之一策，唯中国政体，官与民，内与外，均难合一，虑其始不能善於后”，所以在他筹办铁厂前，左宗棠先提出了造船，但他“未敢附和”，主张仿制枪炮，认为“可自发而收之也”（注：《李全书·朋僚函稿》十二。）。其三，当然还有经费紧支绌问题。中国既缺“无贝之才”又缺“有贝之财”，造船花费大，中国的财政支撑不了。这是他在曾国藩去世后一直不让江南制造局造船的原因。
    由此，他得出结论，搞海防只能靠陆上。搞好各海口的岸上设施，布置好炮台，练好陆军，“即使敌兵登岸后，尚可鏖战”（注：《李全书·奏稿》二十四。）。
    李鸿章的上述论点并没有正确地反映清朝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
    今之论者，对第一次海防大筹议时李鸿章关于守边方向应从西北向东南沿海转移的呼吁比较赞赏（这当然是对的），李鸿章是海防派。笔者认为从防御方向上看，李是强调了沿海方面，但从设防思想上看，他还停留在传统的陆上设营扎寨上，说不上是甚么海防派。他认为海防的目的就是防守本国的沿岸海口，以岸上设施（巨炮和坚固的炮台）和陆军为主，口内配以守口炮船和水雷。1874年，他参与指挥的对日本侵台设防，当时的日本海军根本敌不过中国海军（注：解放军出版社（日）外三山朗著《日本海军史》P24） ，而他却指示在台前线的沈葆桢与日本的斗争要依靠陆军，再三强调使用陆军而不提使用海军，认为“即多调轮船亦不过运送兵弁、军装文报等，事与战守皆无大裨；日意格订购铁甲船，亦虑缓不济急”（注：《李全书·译署函稿》二、《朋僚函稿》十四。）。他以后参与处理日占琉球（1879年）、中法战争（1883年-1885年）以及后来的甲午战争，都说明他对使用海军的疑虑和不愿意使用海军。所以说不是中国当时的海防不需要轮船，而是李鸿章在组织海防上不使用轮船。既如此，李鸿章对海军的要求也就很低，发展近代海军的需求也就不那么迫切了，急切制造轮船的事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了。
    李鸿章坚持以炮船水雷配合岸上设施防御海口的思想一直延续到19世纪70年代末才有了变化，认识到以铁甲船为中心“配以巡洋快船、水雷船”的海上机动编队，在保卫海防中的积极作用，“无论何处有惊不分畛域，遣令援应，庶几声威较壮，稍有端倪，大局不无裨益，不致弃洋面於域外，各口岸防军以不必处处添布多糜巨饷”，全面衡量“似费而实省”，“养一铁甲之费不抵养十木船之费，其声威固百倍之矣”（注：《李全书·译署函稿》十一。）。这对李鸿章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可惜的是在怎么得到构成这支机动编队的舰船上，李鸿章又犯了一次错误，认为中国自己造不了这类舰船，全都得到外国去买。因此，国内造船根本排不进他的议事日程（70年代第一次海防大筹议后，李鸿章已经实际掌握了清廷筹办海军装备的全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