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经学、史学关系密切，二者互为联动。因此，在经学走下神坛、史学日益繁荣的20世纪，史学的演进必然有经学的背景和原因。在经学与中国现代史学的演进中，顾颉刚是一位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典型人物。他经史兼通，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而且也是著名的经学研究家，在经学批评方面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观点，前者为人们所熟知，而对于后者，目前学术界尚缺乏足够的关注与研究①。
    顾颉刚以“同情的了解”为前提，对经学史、经学研究都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论。对汉学，他批评其通经致用与造伪之风，剖析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以追溯汉学的“前世今生”；对宋学，他推崇“疑经辨伪”思想的同时，又批评宋儒“舍传求经”的弊病；对清学，他肯定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考据精神与今文经学家的辨伪之功。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归纳传统经学研究盲从门户、忽视原始经典文本、恪守“考信于六艺”等不足，在此基础上，顾颉刚全方位地评判经学，经学态度也由激进趋于温和，并试图建立现代经学研究的新范式，以更好地为现代史学研究服务。可以说，顾颉刚的经学批评是中国现代经史关系演进的反映。本文以顾颉刚的经学批评为对象，在梳理经学批评内容的基础上归纳其特点，有利于我们理解现代经史关系的演进。
    一、对经学史的批评
    经学史指的是经学源流、发展与传承的历史，其中，汉代经学、宋代经学、清代经学是比较重要的三个阶段。对于它们，顾颉刚秉持“去伪存真”的态度，不仅注意到了经学史与政治制度、思想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还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
    汉代是经学形成并统治学术的时代，统治者独尊儒术，借助经学为推行政治策略服务，儒生们则推崇六经为神学教义大全，用“无条件信仰”代替理性审判，经学成为政治的工具，而经今古文之争本质上就是政治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射与回声。顾颉刚认为，“通经致用”是两汉经学的典型特点，“汉人治学，其标的为通经致用。”②1964年，顾颉刚为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经学通论”一课，在“第一讲参考资料之二”中，列举了《汉书》中五处“通经致用”的实例。他指出，表面上看，“独尊儒术”是一场文化盛世，而实质上，独尊儒术的负面影响同样深远，他评论说道：“于是专己武断，思想渐致锢蔽了”③，“儒家统一实是中国文化衰老颓废的征验。”④他将独尊儒术视为“文化衰颓”的开始，是认识到了独尊儒术下的思想统一，实质上是对学术创造性的禁锢，是对文明进步的戕害。
    在通经致用的追求下，为了宣扬己说，汉代经师不惜附会、造伪、作谶，这是造成经学问题繁复而芜杂的重要原因。以《诗经·邶风》中《静女》篇为例，本来，《静女》“很明白的是一首情诗”，但汉代经师主观上增添了许多联想，将《静女》与“宫廷的仪式”、“古人的法度”结合起来，甚至将此诗看作“君夫人的无道无德的刺诗”、“人君的《凤求凰》曲”⑤。虽然现在的经学辨伪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仍然很难走出汉代经师曲解的笼罩，“汉代以后，时势变了，学问不专为君主致用了，这个附会的桎梏是可以自己除去了。拨清前人的曲解，回复经书的真面目，乃是当然应有的事情。欧阳修、郑樵、朱熹们起来改变旧说，原是他们的理性逼迫着他们担负的责任。然而八百年来，他们的理性依然受着汉人曲说的压抑，在学术界永远站下风的地位。这实在是很使人抱不平的。”⑥汉代经师造伪，遮蔽了后人认识客观历史的眼睛，也违背了学术的客观性与科学性。
    此外，顾颉刚还追溯汉代经学的“前生今世”，《秦汉的方士与儒生》⑦可看作一部关于汉代经学的批评著作。该书内容大致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叙述了秦汉时代的若干种政治制度，第二部分说明了博士和儒生怎样由分而合，怎样运用阴阳五行思想创立政治学说，又怎样依照这些学说而主观地排列上古史系统，从而为秦汉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统治集团服务，第三部分阐述了汉代经学转入谶纬后对政治的影响，最后得出结论：“研究的结果，使我明白儒生和方士的结合是造成两汉经学的主因。”⑧此后，“学术的道路从此限定只有经学一条了。这比之始皇的以高压手段统一思想还要厉害。二千余年来没有生气的学术思想就在这时行了奠基礼。”⑨经过一番分析，顾氏最后推论方士与儒生把古代的历史搞的乱如团麻，是两汉经学弊病重重的“主谋”。这一深入浅出的梳理，将阴阳五行的由来及其对汉代学术与政治的影响娓娓道来，汉代经学的“前生今世”也展露无疑，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经学的形成与发展。
    宋代经学的一大特色，是疑经辨伪的兴盛。一方面，顾颉刚以“志同道合”的姿态肯定宋儒疑经辨伪的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他又以批判的眼光分析其疑经的不足之处。
    顾颉刚肯定宋代风起云涌的疑经思潮，称赞宋儒开疑经辨伪之风气，认为他们能勇敢揭去政治体制下儒家经义的煌煌外衣，辨出为历史迷雾所掩盖的虚妄与讹误，不仅动摇了汉唐时期“威而有信”的经学尊严，而且还有利于摆脱政治与道德对经学的“绑架”，对经学进行符合历史真实的学术探究。以程颐为例，顾颉刚称赞宋儒的敢于疑经：“其对于伪书伪事亦颇多匡正，不特疑诸子传记，且进而疑经。”⑩又评论说：“以正统之理学家而能脱去卫道之恒蹊，平心以对敌人，谓非对于古代学术史有深彻之了解而能若斯乎！凡此等处，皆见宋儒自由批评之精神，洵非前后数代所可及乎。其后郑樵、朱熹、黄震、王柏诸儒接踵而起，更定古籍，无所顾忌，实由伊川(笔者按，程颐又被称为伊川先生)导夫先路。”(11)得益于程颐自由批评精神的提倡，宋代经学才在疑经辨伪上取得了重要成就。
    同时，顾颉刚也看到了宋代经学的不足之处。宋代理学兴起，一反汉唐训诂义疏的传统，摒弃“二手材料”的传注旧说，直接从“一手材料”的经文中追寻经典新义。顾颉刚肯定宋学用义理去廓清汉代经学的繁冗与术数，但对“舍传取经”的治学方式却加以斥拒。在他看来，宋代理学一方面背离了实证之学的轨道，不免陷入玄虚空疏，另一方面，由于寻求经义的“标新立异”，仅凭主观之理而随意改动经典文本的做法，更容易产生对经学文本的臆断与歪曲性诠释。他认为，传注旧说固然有缺陷，但毕竟是当时的典制、社会的反映。宋儒们“舍传求经”，其旨趣并不是寻求更准确地诠释经文，而在于挣脱章句注疏的桎梏，“为我所用”地借助经文以自由阐发自己的见解，这一取向，自然为求真心切的顾颉刚不能认可。
    对清代经学，顾颉刚主要关注两方面：清代考据与今文家疑古辨伪。在他看来，清代经学对中国学术的贡献，尤以考据为重。对清代朴学的基本风貌，他有透彻的把握，那就是：革命性与科学性。革命性表现在打破了孔子的神圣地位，“乾嘉人物谁不受历史局限性，惟彼能打破战国、秦、汉时所塑造之‘孔圣人’，则其革命性之强烈终是不可泯灭之一大事也。”(12)科学性表现在求真求实的态度上。清代考据学家不惮繁琐，小心求证，以还原经书本来面目为宗旨，他称赞说：“我是一向佩服清代考据学的，以为它一扫宋明哲学的空洞的主观主义而走入实证的道路，接近于唯物主义。……这样的文化，在秦、汉以来二千年中是少有的，是中国走上科学的基础，是民族文化的精华。”(13)当然，清代考据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考据方法的陈旧、提出问题较多而解决问题较少等，所以，顾氏认为，清代考据只是开其端，这一工作仍任重而道远。
    对清代今文家，顾颉刚在肯定他们辨伪之功的同时，也结合时代背景对其不足予以评判。崔述考辨百家杂说40年，著有《考信录》，但他的考辨古书以尊经为前提，并不涉及对经、传的辨伪，对此，顾颉刚评价说：“崔先生是信经的，经以外是信传记的，所以这个系统(笔者按，指中国古史系统)虽被他打了几拳，但没有中着要害，仍无碍其生存。”(14)到19世纪末，康有为更进一步，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两部书的结论虽都有商量的余地，但在特别尊崇‘道统’的封建社会只许人们盲目尊孔、信经的氛围里，仿佛扔下两颗重磅炸弹，竟炸毁了二千余年来顽固保守的壁垒。”(15)继康有为之后，崔适是清代公羊学较有影响力的后劲和殿军，他在《春秋复始》卷首《序证》中提出了《谷梁传》为古文学的观点，“虽寥寥数页，实近世《春秋》学上一大发见，而《汉书·儒林传》之语根本不足信从可知矣。”(16)顾颉刚指出，对清代今文家，要全面、客观、公允地看。从积极方面看，“清代的今文家自己的建设固然不足取，但其对于古文家的骗局的破坏工作实是非常的精当，为讲汉代学术思想史的人所不该不取材的。”(17)消极方面看，今文家仍摆脱不了传统封建观念的束缚，“他们的治学，究竟不能脱离旧观念，既要昌明孔学，又要通经致用。”(18)以康有为为例，顾颉刚指出，“据今文学以斥伪古文学，本是一历史问题。而康氏必欲以冀圣保教为名，则成政治问题与宗教问题。这本是一死问题，要强使它变活，实不可能，故两败俱伤，现实与历史两方面均未做好。”(19)
    总体上看，顾颉刚对汉代经学以否定为主，而对宋代、清代经学的评价虽扬抑参半，但以肯定为主。前者多否定，主要因为其多造伪，后者多肯定，主要因为其多辨伪，这与他贬造伪、倡辨伪的倾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