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经学批评的态度：由激进趋于温和
    在“古史辨”时期，顾颉刚对经学造伪可谓是“深恶痛绝”，他以“拯救者”的身份自诩，全面怀疑经学，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疑经辨伪的任务。但是，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深切地感受到价值认同在应对民族危机中的重要性，由此回眸中国学术传统，其学术关注点也由之前的疑经辨伪，转向对经学价值的重估，重新认识经学对道德的规训功能、对政治的教化功能与对民族凝聚力的号召功能。
    作为新式学者，顾颉刚没有传统思想的禁锢，敢于超越前人，作更为大胆的经学批评，这也是他自认为应该肩负的学术使命。他推论说：
    虽然古文学还没有把经学界统一，但比了湮没了的今文学究竟占了绝大的优势，刘歆的势力赖此维持到清末。自从清代中叶(嘉庆十年，公元一八零五年)刘逢禄作了《左氏春秋考证》，他的地位才开始动摇；到清代末叶(光绪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康有为作了《新学伪经考》，他方受了致命伤而倒坏了。刘歆为什么要造伪书伪史，这是汉代史中的问题。他造的伪书伪史在古书古史里发生怎样的影响，这是文籍考订学中的问题，也可说是上古史中的问题。所以现在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向他清算这一千九百余年来的搅乱古书和古史的总账(35)。
    自汉代经学地位确立后，对经籍、经学家、经学功用等的批评也一直伴随左右，但这些经学批评终不敢打破经学偶像，束缚于信古尊闻的旧思想之下，其经学批评也流于经学内部门户之争。即使到清代，崔述只是以经为原本，对传、注与经的不合之处加以考辨，是在尊经的基础上疑传、注；姚际恒的疑经也有局限性，他于《尚书》辩证梅臣责所献古文《尚书》之伪，于《诗》而主张废《序》，仍有甚重的卫道色彩。顾颉刚更进一步，明确把矛头指向儒家经典，挑战经学权威，立志要把揭露经学真面目，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成就，在20世纪学术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时期，顾颉刚认识到经学与民族凝聚力之间的关系，对经学的评价以肯定为主。他直言：“近世外患日亟，举国骇惊，丧其所守，自科举废而遂谬谓经学无关于人事，大师凋落，后学彷徨。苟由此道而不改，再历数十年，经学固沦胥以亡，我民族精神其能弗涣离其本耶！”(36)顾颉刚将经学与中华民族精神联系在一起，认为经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离开经学，民族精神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的确，自废科举兴学堂以来，传统的经学知识被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所取代，以儒学为正宗的经学研究逐步边缘化，传统的儒生、士大夫逐渐转型为现代知识分子，经学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在民族危亡关头，有必要重塑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由此，顾颉刚把整理经学看作加强民族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文化武器”，这无疑是抗战时期亟需的。
    1940年6月25日，顾颉刚为边疆服务团作团歌，歌词朗朗上口：“莫分中原与边疆，整个中华本一邦。……‘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孔墨遗训非虚诳。千山不隔，万里一堂，团结起来强更强。”(37)很难想象，“孔墨遗训非虚诳”之类的话语，乃是出自以“疑古”著称的顾颉刚。这表明，在学术研究与社会革命的双重责任中，顾颉刚更侧重于后者。对他来说，学术的使命，已不单单是皓首穷经，而是增添了对社会责任的强调。在中国传承两千多年的经学，已经深深影响到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这一点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经书是中国传统道德的载体，书中多为修齐治平之道，还原经书的客观性质是一回事，经书的道德价值是一回事，虽时势变迁，但经书中关乎当下国家、社会以及个人生活智慧的成分却不曾过时，对现实社会仍具有指导意义。
    在混乱的时局中，顾颉刚自觉承担起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民族信仰的责任，以学术的绵力去拯救濒临危机的民族精神。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大张旗鼓地宣称“疑古”，而是试图从中国古籍中寻找救国新路，这也是他屡次在演讲中讲述“国学”的主要原因。从外部环境看，列强蹂躏、满目疮痍的近代中国，已不允许他从纯学术的角度出发，继续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他只能在艰难的“救世”中，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学术方向以经世致用，也表明他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力求在其中寻找到救国出路。
    由偏于激进而趋于温和，不仅反映了顾颉刚经学认知的不断成熟，而且也表明：越深入地研究经学，越能真切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对经学的直接摒弃是“愤青”般地武断抵拒，对经学的无条件信仰是“迂儒”般地膜拜，两者都不是科学的经学研究态度，对经学进行历史性的辨伪与整理，与对经学义理普世性价值的揭示与发挥，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对顾颉刚史学思想的发展，台湾学者许冠三先生提出了顾颉刚“始于疑，终于信”的观点，认为顾氏的古史研究“大致是1928年前重疑，三十年代尚辨，四十年代由辨伪向考信过渡，六十年代后则以考信为主。”(38)笔者认为，许先生的划分是有道理的。在顾颉刚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前后期古史研究的态度、观点、方法、思想都是有变化的。纵观顾颉刚的史学研究，其要旨并不局限于疑古和辨伪，考信方面是后来居上，特别是晚年时期，顾颉刚把研究的范围缩小了，由博返约而专攻古籍整理，“各种古书，均应将从前人的注释考证整理一番，加上自己的新解释，而成一部‘新注’。在作新注之前，应当将古书标点，分段，校勘，作索引，使材料厘然不乱，这种工作也许沉闷一点，但确是基础的工作，……我自己精力有限，希望用毕生的时间整理《尚书》《春秋》《史记》三部书。”(39)顾氏不再力主怀疑与破坏，而是以考证、建设为志业，这一变化，表明了顾颉刚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度是逐步提高的。外来文化的挑战是中国文化自我调整与更新的重要契机，根本内核驱动力仍然是中国文化系统的自身价值。一种文化系统只有在经过洗汰之后，仍然既能保持其传统的特色，又能作为现代生活的解释工具，这才是真正实现了学以致用，文化内部传统的价值通过致用而更具有生命力，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