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沙利于1852-1854年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全权代表委员。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策划过种种阴谋活动。他为确保美国在日本的权益而从中国赶到日本进行活动。哈里斯是美国第一任驻日本总领事和公使，是迫使日本签订安政条约的首谋者。他来日本以前，曾担任驻中国宁波的领事，是一个有侵华经验的外交官。阿礼国在中国的福州及其他地方历任领事之后，于1858年到日本就任总领事，不久晋升为公使。他在驻日期间，不断向本国政府提出各种建议，对制定英国对日政策起了很大作用。
    巴夏礼既是欧美列强侵华的老手，又是扮演侵略日本主角的典型人物。普提雅廷是俄国海军提督，1853年曾以特使身份到日本来，试图与日本谈判通商和领土问题，但未获成功。1858年，他以俄国高级专员身份担任驻华外交代表。他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之机，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中俄天津条约。
    第三点看法是，中国人民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在相当程度上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对倒幕维新的成功给予了种种的支援。
    要知道，为了对抗近代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东方各国人民的斗争在客观上总是互为战略的援军的。例如，十九世纪中期英国侵略中国时，1857-1858年的印度士兵起义，尽管是一时的也好，却牵制了英国的侵华军事行动。又如，以英国为首的欧美列强侵华期间，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就很好地牵制了列强对日本的侵略活动。平英团、太平天国革命、小刀会、捻军及回民起义，不仅对中国封建王朝，而且对西方殖民势力给了沉重的打击。为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美国人华尔、白齐文和英国人戈登相继指挥的所谓“常胜军”反革命武装，在历史上留下遗臭万年的恶名。如果，这样的武装力量派遣到日本，那么日本人民会遭到何等的灾祸，是不难想像的。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我想谈一下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的差异问题。
    通过对幕末维新时期国际关系的探讨，我们认识到中日两国在遭到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侵略后，两国的半殖民地化有着共同的本质。尽管如此，在尔后的历史发展中，中日两国却走上不同的道路。其原因何在？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是，经过探究之后，一般史家们都认为中国战略地位和价值的重要性是一个重大的因素。例如，美国的历史学家马士（Hosea Ballou Morse 1917年加入英国籍）和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曾经讲到幕末日本的幸运遭遇，他们说：“日本虽处于一种军事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在进行攻守战事的能力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要来进攻，日本只有听其为所欲为。只是由于欧洲各国常常彼此攻伐，中国又是多少年来一直扮演着阿塔兰塔的金苹果的角色，日本才得长期幸免沦入狼狈之境。”他们借用希腊神话，将中国比喻为“阿塔兰塔的金苹果”。这表明，中国的战略价值，在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心目中多么富有魅力。这两个历史学家的话，也符合其后的历史趋势。征服中国、掠夺中国的富源，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使近代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垂涎三尺”。
    正因为这样，自从南京条约以来，英俄等列强甚至干出割取中国领土的侵略勾当。尤其是俄国从中国割取了很多领土。与此不同，与欧美列强签订神奈川条约和安政条约后的日本，却没有一寸土地割让给欧美列强。至于萨英战争、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对长州的战争，都止于支付赔款了事。
    总起来说，日本虽然并非没有战略价值，但与中国相比，则有望尘之差。这一点，在探讨幕末维新时期的国际关系问题时实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