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03年是革命舆论的辉煌岁月，所以时人为之高呼：“癸卯年万岁”！
    也正是在1903年秋季，《游学译编》第10期发表了《民族主义之教育》一文。此文与《新湖南》的思路相同，作者以“中等社会”自居，并且把对于“下等社会”的宣传教育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曰与秘密社会为伍，转移其旧思想而注入之以新思想，转移其旧手段而注入之以新手段；二曰与劳动社会为伍，改革其旧知识而注入之以新知识，变易其旧习惯而注入之以新习惯；三曰与军人社会为伍，破坏其旧势力而耸动之以新势力，排斥其旧事功而歆羡之以新事功。”而为了要教育“下等社会”，“中等社会”又必须首先组织起来并进行自我教育，其工作又分为四个方面：“一曰结集特别之团体，二曰流通秘密之书报，三曰组织公共之机关，四曰鼓舞进取之风尚。”作者认为，必须要有“统一之主义”才可以把各个团体联合起来，而书报的功能即为“会通一团体之情意”。[（7）]
    因此，革命的先行者在20世纪初年，首先考虑的就是寻找能够形成大多数人共识的“统一之主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1903年春季创刊的《江苏》早发表有署名文章《政体进化论》加以论述。作者认为，为了建立一个“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必先合莫大之大群，而欲合大群，必有可以统一群之主义，使临事无涣散之忧，事成有可久之势。吾缶者欲觅一主义而不得，今则得一最宜于吾国人性质之主义焉，无他，即所谓民族主义是也。”[（8）]民族主义实际上已成为革命先行者们的共识，这是由于广大人民不仅憎恶西方殖民主义的残暴奴役，而且也憎恶业已堕落成为“洋人的朝廷”的清朝政府。民族主义的觉醒，正好把这两种憎恶汇合成为巨大的反叛洪流，因而正适合于革命党人宣传动员的需要。
    民族主义有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理性层面主要用于动员知识水平较高的中等社会，其作法大抵是把西方传入的民族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夷夏之辨”结合起来，《民报》等革命喉舌与立宪派激烈论战的大块文章，一般可以列入此类。但下层社会大多数都未曾受过教育，即令少数粗识文字者也读不懂那些艰深的民族主义论著，因此革命者只能利用其感性层面加以鼓动，所谓“注入”云云大体上都是这种办法。
    当然，理性与感性两个层面也不能截然分开，没有感情渗入的理论著作往往流于枯燥的说教，没有理论指导的纯粹感情煽动则又容易流入盲动。因此，革命党人必须找到一个能把理性与感性两个层面联结起来的交接点，而这就是“排满”战斗目标之何以提出。在这方面，孙中山是名符其实的先行者，因为他在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曾以会党作为主要的联络对象，并对美洲各地华侨中的洪门会馆进行深入考察。他注意到处于政府高压下的秘密会党有一套颇为高明的宣传鼓动方法，即“以最合群众心理之事迹，而传民族国家之思想。故洪门之拜会，则以演戏为之，盖此最易动群众之视听也。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而最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9）]。历史表明，尽管孙中山在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以后转向于侧重联系学生与新军，但在宣传鼓动方面仍然借重会党经验。多年以后，胡汉民总结辛亥革命成功的经验有两条：其一是策反新军为“成功革命之重要因素”，其二即为“排满宣传战胜一时之思想者，实为根本之成功”。[（10）]
    在“排满”宣传方面，革命党人通过各种各样方式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下面仅举其要加以介绍：
    第一，塑造黄帝形象。
    为了加强汉族内部凝聚力，并把满族异化为“外族”，他们极力把古老传说中的黄帝描绘成为中国人唯一的“始祖公公”。1903年夏天，刘师培发表《黄帝纪年论》，明确宣告：“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11）]他明言这是效仿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用以唤醒汉族的民族觉醒。不承认任何非汉族对中国的统治；同时又可以使君主年号流于空文，促进人民的政治觉醒。在此前后，《江苏》杂志第3期刊登了《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公开改用黄帝纪年。稍后又有《黄帝魂》一书的辑印，和《黄帝传》在《中国白话报》的连载。天才鼓动家陈天华编写的流传极广的《猛回头》、《警世钟》两个小册子，热情洋溢地歌唱黄帝“始祖公公”，并且刊登了轩昂庄重的黄帝像。1905年宋教仁又将此像刊登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并撰写《纪年之意义》、《中国新纪年》等文章和书籍。《国粹学报》也连载黄节撰写的《黄史》，力主“黄帝第一甲子纪念之说”。当时在一些有革命倾向的报刊上，有关黄帝纪元的讨论已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热点。
    第二，寻求汉族族源。
    邹容在《革命军》中专列一章“革命必剖清人种”，认为：“夫人之爱其种也，必其内有所结，而后外有所排”，要排满就必须划清满汉族源界限。他把汉族列为“中国人种”的主干，而把“满洲人”列为“西伯利亚人种”蒙古族之一支脉。[（12）]这当然是一种极为粗略的区分，紧接着，章太炎在《序种姓》一文中便作了详尽的论证。当时的革命派学者，出于“排满”的政治斗争需要，竟接受西方泛巴比伦（Pan-Babylon）学派的影响。他们轻率地认为中国（汉）的人种、文化都源出于西亚，甚至把古代巴比伦的加尔特亚（Chaldea，今译迦勒底）称为“宗国”。章太炎认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葛天氏本为国名，即加尔特亚的简音“加特”，又用所谓“对音”的方法把神农附会为统一巴比伦尼亚的萨尔宫（Sargon I），把黄帝附会为埃兰族部落联盟酋长库杜尔·尼科黄特（Kudur Nakhunte）。黄帝（即尼科黄特）率其族人东迁中亚，再越过昆仑山分赴各地，而这就是中国人先民各种姓的起源。[（13）]
    有关始祖与族源的宣传尽管牵强附会但却颇有成效，当时的革命诗文撰写者一般都以黄帝子孙自居，而且往往采取类似《革命军》的笔调，在开篇或结尾一定要“溯黄河、长江而登昆仑之巅”，缅怀先民，展望未来，立志开创20世纪民族建国之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