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排满”宣传的历史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它随着清王朝的结束而结束。所以，民国一经建立，孙中山在1912年元旦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立即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2）]此后，他在其他一些重要场合也不断说过一些类似的话，如“五大民族，一体无猜”，“五族一家”，“如兄如弟”，“汉、满、蒙、回、藏合为一体”等等，就连公开后的同盟会政纲也把“实行种族同化”列为第二条。这些主张与革命前立宪派提出的“满汉融合”和“大民族”理念似乎相同，然而在指导思想和运作层面又有区别。因为立宪派倡导的，是在维持清朝统治的前提下，以满族为主导来融合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而革命派主张的，则是在推翻清朝并建立共和国的前提下，以汉族为主导来融合满族与其他兄弟民族。革命派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告，自己过去的“革命排满”是正确的，现在的“五族合一”同样是正确的。
    但“排满”宣传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就是源远流长的大汉族主义。
    同盟会纲领标榜“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这本来无可厚非，但一经与“驱除鞑虏”联结便产生了问题。宁调元的《仇满横议》对此有所发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非异族所得有之中国，亦非异族所能代理之中国也。”[（23）]作者所说的“异族”实指满族，而满族又被认定为非中国人。他在同一篇文章中把中国比同于印度、埃及：“世界上有戴异族为皇帝者，印度而外，埃及是也。其种族至今日为何如乎？”另一革命宣传家说得更为露骨：“中国立国以来，皆吾汉人之本土。吾汉族生于斯，长于斯，聚国于斯，自有历史以来，数千年于兹。中国之土地，即吾汉族之家产物，而断不容他族盗袭之，以高据吾之主权也。”并且据此断言：“中国自建国以来，蒙古时中国全亡，五胡辽金时中国亡一半，燕云十六州之割，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主与否。”[（24）]处于统治地位时，把少数民族贬为蛮夷；处于被统治地位时，则把少数民族统治者斥之为“外人”。这就是大汉族主义的传统心态。
    民国建立以后，革命党人和历届政府虽然宣布“五族共和”，但对大汉族主义和“排满”宣传中的消极因素未能给以应有的清理。即使开明如孙中山，他所主张的“国族论”，即家族→宗族→国族整合模式，不仅带有浓厚宗法色采，而且有意无意回避了理应相互平等对待的民族关系问题。因此，他们所倡言的把国内诸民族融化成为“一个中华民族”，无非是把各少数民族同化于汉族，仍然没有完全摆脱“夷夏之辨”的传统阴影。尽管“中华民族”的“大民族”观早已成为大多数内海外中国人的共识，但“排满”宣传中的消极因素及其负面效应，并未随着“排满”口号的消失而绝迹于神州大地。且不说既往民族政策的制订及其执行的种种失误，即以民国期间出版的许多涉及晚清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论著而言，也或隐或现地流露出形形色色大汉族主义偏执观念。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虽然有见于此并作多方面的努力，但由于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年深日久，也很难说是已经完全肃清其影响。甚至在当前有关中国民族凝聚力的宣传和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中，有时也隐隐约约出现其踪迹。
    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动员涉及的问题甚多，本文无意作全面的论析，只是有感于近年来人们颇多热衷于民族主义的宣传而又未能注意抉剔其陈旧的糟粕。我经常强调，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即以“排满”口号而言，它固然曾经有效地启动了辛亥革命，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可能被其他民族分裂分子衍变为“排汉”，以遂其破坏祖国统一之私。民族情绪与省籍情绪一样，都需要引向更为广阔的国家认同、区域协作与国际整合，而不宜作为谋取短期政治利益的简单手段而反复加以利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并且更为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国际主义立场，其道理正在于此。
    注释：
    （1）（22）《孙中山全集》第二卷，北京，1982，第1、2页。
    （2）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1981，第226页。
    （3）《新湖南》，引自《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北京，1978，第615页。
    （4）《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北京，1982-1986，说明。
    （5）（16）唐文权编：《雷铁崖集》，武汉，1986，第277、6页。
    （6）《心理建设》，《孙中山选集》，北京，1981，第200页。
    （7）《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409页。
    （8）同上书，第一卷下册，第545页。
    （9）（17）《孙中山选集》第195、82页。
    （10）《胡汉民先生自传》影印本，台北，1978，第237-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