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中斗争目标。
    在20世纪初年，中国人民本来面临两个主要敌人，一是清王朝，一是帝国主义列强，而后者是更为凶恶和危险的敌人。不少革命党人对此应是洞若观火，但出于策略的考虑以及对辛丑以后列强对华政策变化的估量，他们决定先“安内”而后“攘外”，首先集中力量打击更切近的敌人——清王朝。章太炎《革命军约法回答》一文对此曾有透彻的说明：“言种族革命，则满人为巨敌，而欧美稍轻，以异族之攘吾政府者，在彼不在此也。若就政治社会计之，则西人之祸吾族，其列千万倍于满洲。僧侣之祸，吾弗深知；商人之祸，吾深知之矣。……昔巴枯宁有言：不能破一名都，亦当破一牢狱。今者狱主非他，则外来之商旅，余所为日夜切齿痛心者，亦惟斯竖。幸而授首，是为中国翦一长蛇，岂以为病？然以利害相较，则革命军不得不姑示宽容，无使清人、白人协以谋我。军中约法，半为利害，不尽为是非也。”[（14）]为了避免“清人、白人协以谋我”，所以才对白人“姑示宽容”。这是太炎代表革命军发言，决非自作主张。
    为了集中打击“清人”，革命党人做了大量舆论工作。
    首先是宣传中国早已亡于“清人”。他们摒弃了固有的强调文化认同的“华夷之辨”，转而专注于强调种族差异的“华夷之辨”。正如前文所已陈述，他们在轻率地论定汉族源于西方的同时，又武断地否认满族是中国人。如说满洲未建国前是中国的“羁縻州”，不同于中国主权直接覆盖的领土，而且未曾在明代取得中国国籍云云。[（15）]满族既非中国人，清朝取代明朝，便非一般皇室更替的改朝换代，而是中国被外族灭亡。所以章太炎在1902年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邹容在《革命军》自序署明“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雷铁崖的《中国已亡之铁案说》讲得最为坦率，大汉族主义倾向也最为露骨。他说：“故夫中国之亡非亡，定于汉人之为主与否。历朝易姓而汉人不易，故中国不亡。若中国之君而为异族，则中国决定为亡国。此直捷了当之言，一见而解，无须援据法理，以隔靴搔痒之言矫诬其说也。”[（16）]其实，持“亡国论”者实为革命党人之主流。倡言“亡国”是为了革命“亡清”，而只有“亡清”才能建立新中国。因此，为了证明清必须亡，即令是不择手段、背离学理的煽动依然属于“造反有理”。如果我们现在还要多费笔墨“矫诬”“亡国论”之偏失，那就未免太学究气，可能就属于当年革命党人讥笑的“隔靴搔痒之言”。
    为了论证必须“亡清”，除“剖明族源”外，还必须详尽揭露其祸国殃民的深重罪行，在这方面革命报刊作了更多的工作。其中以作为《民报》临时增刊的《天讨》火力最为集中，影响也极大。《天讨》收有军政府《讨满洲檄》、《普告汉人》、《四川革命书》、《四川讨满洲檄》、《江苏革命书》、《河南讨满洲檄》、《安徽讨满洲檄》、《直隶省宣告革命檄》、《山东讨满洲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云南讨满洲檄》、《谕保皇会檄》、《谕立宪党》等文。这些文章大都能结合各地区、各阶层的特点，以其切身利害为引爆物，调动大多数人对清朝政府的憎恶与反抗。如《四川革命书》列举满清治蜀苛政有六，即征粮、抽税、攘夺、迫捐、虐杀、筑路，结论是“舍排满而外，决无自全之策”。《江苏革命书》强调清廷重税苛敛，本省受害最深，因而无款兴学、筑路、创实业和派留学生，并结合沪宁铁路实例呼吁：“其主权尚属我江苏乎？而可以不革命？”《河南讨满洲檄》则痛心于本省路矿权利丧失殆尽，悲怆宣言：“呜乎！河南者，汉人之河南也，而满虏欲卖则卖之，天下雠仇，宁有过是者耶？”如是等等，不必缕叙。
    当然，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宣传毕竟不同于义和团的“排外”煽动，这不仅由于前者含有较多的理性诉求，而且还由于它从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孙中山早在1906年即已明确宣告：革命党人之所以主张“排满”，是因为“满洲政府要实行排汉主义。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17）]即令是曾被认为是“地主阶级反满派”的章太炎，也并非狂热的狭隘种族复仇主义者。他向人们解释：“是故排满洲者，排其皇帝也，排其官吏也，排其士卒也”，并不是要排斥甚至杀害一般的满族平民。“所欲排者为满人在汉之政府。而今之政府，为满洲所窃据，人所共知，不须别为标目，故简略言之，则曰排满云尔。”[（18）]正因为如此，“排满”宣传才能赢得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民众的认同，辛亥革命才不致导向悲惨的民族仇杀或民族绝灭。
    不过平心而论，在革命迅速高涨时期，动员群众最为简便且易于收效的方法还是民族感情的激发与民族仇恨的煽动，此理对于革命实践者可谓不言自明。为了发动革命，他们狂热鼓吹“最急进的破坏主义”和“最急进的破坏之方法”，[（19）]用以煽起被压迫民众更大的怒火，尽管他们未必真心实意打算去付诸实行。历史表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种情绪煽动的手段在短期效果上往往胜过理性诉求。所以任凭梁启超等如何大谈“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反而不如陈天华、邹容的“排满”小册子更易于赢得人心。对于这一点，反对革命派的杨度看得最清楚。他在1907年给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说：“一切法理论、政治论之复杂，终非人所能尽知，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排满革命’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又说：“排满革命之理由，各异其言，有曰报仇者，有曰争政权者，有曰满人不能立宪者，有曰立宪不利于汉者，虽皆无理，而各有一方面之势力。凡理由甚简单而办法甚复杂者，虽智者不易寻其条理。凡理由甚复杂而办法甚简单者，虽愚者亦能知之，能言之，能行之，范围反较为大，势力反较益增也。”[（20）]
    所以，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并建立民国以后，胡汉民把“排满”宣传的功效，认定为“根本之成功”。而与此成为谐趣对照的是，当年与“革命排满”论者“死战”的梁启超，居然也厚着脸皮回国自我表功：“去秋武汉起义，不数日而国体丕变，成功之速，殆为中外古今所未有。南方尚稍频战争，若北方则更不劳一兵不折一矢矣。问其何能如是，则报纸鼓吹之功最高，此天下公言也。世人或以吾国之大，革数千年之帝政，而流血至少，所出代价至尊，托以为奇，岂知当军兴前军兴中，哲人畸士之心血沁于报纸中者，云胡可量！然则谓我中华民族之成立，乃以黑血革命代红血革命焉可也。”[（21）]
    如果把“黑血革命”理解为“排满”宣传，则梁氏之言不为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