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是十七世纪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我国有关欧洲哲学史著作，凡是论及霍布斯的时候，都要引证《恩格斯致康·施米特（1890年10月27日）》中的一段话①，作为对他的评价。但是，引证时，有的书只引开头的一句，即“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而另外一些书上，即使加上“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的后缀，也还要尽力说明霍布斯所拥护的专制制度，并不是封建君主制，而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君主制；为此，还有的书，把霍布斯说成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思想代表②；甚至，有的书则说，霍布斯在“革命初期，他害怕革命而出走法国”；“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霍布斯同情革命而遭到保皇党人的迫害”③。
    这样的引论和评价，是否符合恩格斯的原意，却是值得研究和商榷的。1890年，恩格斯致康·施米特的信有两封（8月5日和10月27日④），共同探讨了哲学与经济、政治、宗教等诸方面的关系。在10月27日的信中，恩格斯论及霍布斯时，原话是：“霍布斯是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十八世纪意义上的），但是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候，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在这里，恩格斯把霍布斯的哲学思想和他的政治主张，作了严格的区别，前者是唯物主义的，后者则是拥护专制制度的。而恩格斯讲霍布斯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时，又特意加上了一个前提，即“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处于全盛时代，并在英国开始和人民进行斗争的时期”。显然，恩格斯讲霍布斯拥护的专制制度，是欧洲和英国的封建君主制度。关于这个观点，恩格斯在1892年写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有更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这个新的学说（指唯物主义在英国的兴起）……随着霍布斯，它作为至高无上的王权的保卫者登上了舞台”⑤。可见，在政治主张上，霍布斯并不是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思想的真正代表。相反，他却是英国斯图亚特王朝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和辩护士。恩格斯对霍布斯作出如此的评价，是有根据的，那就是霍布斯在英国革命时期的种种表现。
    霍布斯生活和从事著作的时代，正是英国历史上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大转变时期，他的一言一行，都与革命的政治风云密切相关。
    1625年即位的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其统治的三年多时间内，不断与国会发生冲突，其表现为：国会要求弹劾国王的宠臣白金汉公爵和拒绝拨款。1628年6月7日，国会向查理一世提出的《权利请愿书》（Petition of Riqhts），更表明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限制王权的斗争的发展。正是在这一年，霍布斯出版了他英译的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作为雅典激进派政敌的修昔的底斯，他著此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是要向人们表明：雅典激进派的民主只不过是公民的茫然无知和政客的{K524101.JPG}众取宠的凑合，因而具有种种的弊端。霍布斯英译出版此书，虽然译本非常优美，但目的同样是显而易见的，他想借鉴修昔的底斯对雅典激进派的攻击，来影射国会中的国王反对派，站在查理一世一边，为专制制度辩护。
    1640年11月3日，“长期国会”的召开，标志着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开始。 英国国会的所在地--威斯敏斯特，成了反对查理一世王权专制统治斗争的中心。在国会内，以约翰·皮姆为首的国会领袖，以逮捕和弹劾国王的左右手--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为发端，掀起反王权的斗争，使专制政体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国会大厅外的广场上，伦敦群众的“不要主教，不要教会贵族”的呼声，使白厅内的查理一世胆颤心惊。面对此情此景，霍布斯又想用危险来自人民革命，威胁来自财产共有制的说教，来劝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放弃反对国王的斗争，毫无怨言地服从国王的统治。他在文章中写道：“如果没有最高权力的话，人民对于任何物品的权利将不是所有权，而是共有权”；“必需有一个最高统治者，不然的话，在国内定要发生叛乱及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内战”⑥。随着要求审判以斯特拉福为首的“大罪犯”的呼声高涨，霍布斯更加惊恐不安，不久便从伦敦出走，移居法国巴黎。
    由于英国革命的深入和发展，越来越多的英国保王党人流亡到法国。在巴黎，霍布斯和大批的英国王党分子保持了密切而频繁的往来，以表明自己是忠实于斯图亚特王朝的。1642年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诺丁汉升起了“讨伐”国会的“勤王旗”，挑起了第一次内战。而在巴黎的霍布斯，写成了《论公民》（De Cive）的小册子，以手抄本形式广为流传。《论公民》，把人民诬称为“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Puer robustus sed malitiosus），“号召君主专制制度镇压这个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⑦。可见，虽然英国和法国是隔海相望，然而霍布斯与查理一世，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1646年7月，从内战前线逃亡出来的查理一世之子威尔士亲王斯图亚特·查理，来到了法国，在其母马丽王后的资助下，定居巴黎。霍布斯便当上了这位未来的查理二世的数学教师，受到了宠信，直到1648年。在此前前后后，霍布斯又从事写著，使其声誉卓著的是1651年出版了他的巨著《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Leviathan:or,teh Matter,Form,and Power ofa Commonwealth,Ecclesiastical and Civil）⑧。 《利维坦》（Leviathan），是《圣经》里记载的一种巨大的水生怪物，中文又译为“鳄鱼”，霍布斯用它来比拟国家⑨。关于《利维坦》在经济学和宗教方面的独特的见解，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过某种肯定性的评价，不必累赘。然而，就其政体观而言，《利维坦》和《论公民》一样，它所表达的政治见解，实属极端的王党政见。在《利维坦》中，霍布斯认为专制君主制是国家组织的最好形式，国家权力应当是绝对的。他希望“万能的君主”，能镇压“强壮而心怀恶意的小伙子，即人民”。如果联系当时的形势，更能说明霍布斯这种希望真正的含义。1651年1月1日，苏格兰长老会派国会，在斯昆（Seone）为查理二世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 并提议由查理二世兼任苏格兰军队的统帅。自此，查理二世的“武装复辟”的闹剧也就开场了。尽管“武装复辟”最终还是失败了，但霍布斯是寄望于查理二世的。《利维坦》出版了，但谁也不喜欢这本书。如果此书，在1649年以前出版，王党分子肯定是会欢迎的，因为它认为“元首”是不能推翻、改换的。然而，此书发表时，查理一世早已在1649年1月30日人头落地了，而在英国掌权的又是王党的死对头，还强调国家权力应当是绝对，势必要使大多数流亡的英国王党分子非常惹恼。加上书中的理性主义，更是王党分子不能接受的。有的西方学者说霍布斯出版《利维坦》是为了讨好克伦威尔，实际上，《利维坦》同样不受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欢迎。因为，名为新教的英国国教也把霍布斯当作无神论者。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被中等阶级仇视，既由于它是宗教的异端，也由于它是有反资产阶级的政治联系”⑩。《利维坦》对旧教的猛烈攻击，又触怒了天主教的法国政府。因此，霍布斯在巴黎，再也无法立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