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唱衰中国”到“唱盛中国”
    谈到典范转移，便不能不谈及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另一重根本性的变化，即整体思维的调整和改变。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汉学家或中国学家，以及汉学家与汉学家、中国学家与中国学家之间，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就这个意义而言，一部世界汉学史或中国学史，可以说是一部中国形象不断被重构的历史。
    当耶稣会士络绎来华传播上帝的福音的时候，他们笔下的中国成为那个时代欧洲许多知识精英称羡的对象，伏尔泰就曾把中国的政治制度誉为“人类精神所能够设想出的最良好的政府”；哥德斯密更在《世界公民》一书中把中国描绘成“如此卓越伟大，相形之下，我对其他所有都不禁鄙视厌弃”。18世纪时，欧洲对中国的崇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
    然而，历史进入19世纪以后，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狂飙突进的产业革命和民主革命，不仅使其本国的历史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而且使各民族独立发展的分散的历史逐渐变成整体的世界的历史。而中国则从绵延百余年的盛世急遽地进入了一个内外交迫的时代。这种强烈的反差，使中国在西方汉学家和知识人的笔下变得面目全非，耶稣会士所构筑的理想化形象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中国形象：停滞不前、沉睡不醒、“没有历史”的“愚昧国家”。
    19世纪西方所描绘的中国形象，对后来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其深刻甚至带有某种支配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研究中仍能被强烈地感受到。但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成功，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中国快速地从一个地理大国发展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和文化大国，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中国都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存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中国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世界。这种关注，以及由这种关注产生的对话与交流，使中国看世界和世界看中国获得了比以往更多的真实性、深刻性、全面性和远瞻性。中国学由此步入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时期。
    伴随着中国学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中国学研究的内涵和取向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变化。其中最耐人寻味的变化莫过于“唱盛中国”学术流派的孕育与成形。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中，尽管仍陆续出版了《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冲突》、《中国即将崩溃》、《即将来临的与中国的战争：为台湾而起的冲突》一类“唱衰中国”的著作，但这种声音已远不如先前那样强势。与此相反，一批被称为“唱盛中国”的著作相继问世，并在西方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这些著作包括《中国的天才：三千年的科学发明》、《大分流：中国、欧洲和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以及去年出版的轰动一时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等等。
    它们的论题和论旨各异，取径和方法亦不尽相向，但都自觉地摈弃了19世纪以来西方流行的讲述中国历史的模式，更多地着眼于中国历史变迁的连续性和积极因素，不再简单地把中国历史看做是一部失败的记录。越来越多的西方中国学家从绵延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惊奇地发现：中国的内在活力和创造力远远超出西方人的想象，这种内在活力和创造力正在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最本质的力量。
    “唱盛中国”学派目前尚未成为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主流，它究竟能走多远亦未可知，但它至少代表一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不同以往的理解，这种理解在一定意义上又预示着西方世界中国研究整体思维的调整和改变。
    （作者简介:周武，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