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9月13日，中国向国际联盟控诉日本侵略。10月6日国联通过决议遣责日本的军事行动“违反九国公约和凯洛格非战条约”，开始出现列强有通过集体力量阻止日本侵华的迹象。同时美国总统罗斯福10月5 日在芝加哥演说中要求把侵略者“隔离”起来，6日美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日本的军事行动。不久，11月3日华盛顿九国公约签字国，按国联决议召开了布鲁塞尔会议，但是这次会议出现的以虎头蛇尾告终的形势，实际上又怂恿了日本的对华侵略。
    布鲁塞尔会议一开始，日本、德国就拒绝参加。在讨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给予中国援助的建议时，美国当即表示：“关于对日本施加压力的方法问题，是在这次会议的权限之外的”。英法也同样不给予支持。苏联在会上要求运用国联盟约第16条，对日本侵略采取联合行动，而英美法代表却认为最好是仅致力于“调停和和解”的工作，加以否定。特别是意大利代表发言支持日本侵略者，会议中途又发表了德日意“三国共同防共协定”，这将日本侵华问题与欧洲问题纠缠起来，给布鲁塞尔会议以很大打击。会议期间，11月16日英美又出面“斡旋”传达日本所谓“和平条件”，促使蒋介石集团对日本妥协投降，国民党政府对会议也采取了错误的外交方针，这一切使得布鲁塞尔会议没能产生任何积极成果。从此之后，日本和德意之间的关系却日益密切。11月29日意大利承认伪满洲国；12月1日日本承认西班牙佛朗哥法西斯政权；12月11日意大利退出国际联盟，法西斯国家的气焰空前嚣张起来。
    这一阶段中国的局势是，9月22日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 正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国民党政府的片面抗战的路线造成了国民党战场的大溃退。从“七七”事变到12月底，仅半年时间，敌人在华北战场已攻占冀、晋、察、绥鲁各省大部地区，12月13日南京沦陷，敌人又占领了宁、沪、杭地带。
    在日军疯狂进攻的时候，12月12日日本空军袭击美炮舰“帕内伊号”⑥，接着又发生轰炸英军舰“克利凯特号”，“斯卡拉普号”及英商船；前一个星期日本炮兵又轰击了英炮舰“瓢虫号”等事件，从此对中国表示同情，主张制止日本侵略的美英两国人民的抵制日货等运动更加扩展，抗议日军暴行的空气空前浓烈，但是英美政府还在极力避免和日本发生直接摩擦。“三国共同防共协定”签字不久，1937年11月17--21日间，英国枢密院长哈里法克斯在柏林和希特勒举行会谈，这标志5月上台的首相张伯伦对主张与“轴心”集团对抗的艾登外交路线的否定，这次会谈显然也谈到了中国问题。当时希特勒德国既担心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靠近苏联，又担心其盟邦日本的实力在侵华战争中消耗过多，遂展开策动中国对日投降的阴谋。11月5日根据政府意旨行动的德驻华大使陶德曼亲见蒋介石，转达日本“和谈七条件”，12月2日蒋约见陶德曼，摆出投降的价格，日本并限定国民党政府在1938年1月15日前作出答复⑦。由于中国人民的坚决有力的斗争，蒋介石未敢公开投降，使日德的阴谋没能得逞。日本及见诱降不成转又采取威逼政策，1938年1月16日发表声明，叫嚷至今“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要另外扶植伪政权来“调整两国邦交”⑧。而在英国自确立了张伯伦--哈里克法斯外交体制之后，与之有观点分歧的外交大臣艾登于2月间辞职。
    自“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华的扩大愈益触犯列强在华权益，出现了英美较前一阶段更为积极的反应，但仍然持两面态度。日本勾结德国向蒋介石提出“议和”，由于中国人民的无情揭露与坚决反对，使日本和谈阴谋破产。自艾登辞职开始，英国明显地加强推行绥靖政策，给远东国际关系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英国远东慕尼黑阴谋的上演起至广州、武汉的沦陷（1938、3-10）
    这阶段之初，英国先是降低了有牵制日本意义的英美通商协定谈判的格调，接着明显地企图将在欧洲对德意推行的绥靖主义、慕尼黑阴谋延长应用于远东事务。这一开始表现在1938年3月英日间关于上海工部局问题的解决，5月关于上海海关的日英临时协定的签字，7月英国拒绝贷款给国民党政府等问题上。7月26日首相张伯伦在下院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声明，使远东慕尼黑阴谋在英日间正式上演。张伯伦声明：“如果我们看到某种成功的可能，我们将再一次为建议调停远东军事行动而感到高兴。目前，我们决定尽一切努力不使英国利益在冲突中蒙受损害……”实际上这就是通告日本，从现在起英国决心在远东也实行其如在欧洲对德意实行的绥靖政策，并确立用牺牲中国的策略谋求与日本妥协，以保住英国在远东的利益为对处中国问题的原则。这样英驻日大使克莱琪同日本外相宇垣就中国问题开始的秘密谈判，几乎是和张伯伦与希特勒牺牲捷克的慕尼黑谈判是同步进行的。英国要求日本保证它在中国长江中下游的利益和未来的在华权益，得到这些保证后，它答应敦促蒋介石政府对日“议和”实则压迫中国投降，此外还要向日本提供大量借款帮助它克服经济财政危机。日本则强调，保证英国在华权益的唯一可能道路就是同日本合作；英国权益只能在傀儡政权下予以照顾。结果由于9 月底英国在欧洲同希特勒廉价地签订了慕尼黑协定“鼓舞了日本”，它们认为日本手中握有对英国施加压力的强大杠杆，也可以象希特勒一样不断提出更多的要求，而宇垣在英日密秘谈判中却是“索价太低了”，于是在8月要求英国取缔天津租界中国人的爱国活动之后，继续等待抬高索价的时机，寻找提出要挟的借口，以致英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一时难于兜售成交。法国在远东和在欧洲一样，追随英国搞远东慕尼黑阴谋，但是为了显示它不是受英国外交的摆布，力图保持相机行事的可能性，1938年5 月与中国签订了关于建设广西铁路的借款协定。英法这一时期的外交，应该说对日本是“正中下怀”。因为1938年6月， 日本首相近卫文{k524803.JPG}控制下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提出的《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中论及处理国际关系的对策时认为：“对于英国，考虑到它的权益较大，对国民政府的影响力量较强，国际地位较高等等……，可以利用它担心华北和华中的权益濒于险境而可能采取妥协态度的时机，保持从容不迫的态度，采取相当程度的妥协。”又说：“法国，无论在现在的欧洲还是远东，都不得不追随英国，因此，……在制定我国对该国的政策时，也应该参照对英政策。”⑨基于上述谋略，6月24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今后指导中国事变的方针》中规定：“二，第三国友好的调停，不妨根据条件予以接受。”⑩被日本认为在华权益和它没有竞争对立关系而在经济上同日本更为接近的美国，这一阶段还坚持着日本在华军事行动“违反九国公约和凯洛格公约”的立场。1938年3月21日向日本要求赔偿“帕内伊号”损失，4月22日日本偿付了赔款。但是10月6日对日本重申在华“机会均等”和“门户开放”政策原则。这些活动和英国的行径是少许有所区别的，而这一态度对苏联的远东政策也产生一些影响。1938年初日本在伪满洲国扣留苏联越境飞机，使日苏关系出现险恶迹象，3 月因为中东铁路卖价余额日本延期付款问题而更加紧张，5月产生了珲春地区边境纠纷，7月中旬遂爆发了“张鼓峰事件”。但是慕尼黑协定后出现的欧洲形势，加上国内外反革命策动出现的国内问题，大大减弱了苏联在东方对日斗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