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功用是一个古老而又始终引起人们广泛兴趣的历史哲学问题。在中国，早在二千多年以前，司马迁就明确提出他研究和撰写历史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西方，大致与司马迁同时，修昔底德也认为历史学家应担负起这样的职责：提供“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使其有助于了解将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页）。本世纪以来，国外史学界对史学功用的探讨一直未曾间断。近几年来，在中国，随着人们对于历史学本身的反思，史学工作者也期望着对史学功用作出更加切合实际的估量。在这种情况下，了解国外有关信息，或可给我们以某些启迪。
    一、美国。
    美国史学界对史学功用大都持积极和肯定的态度。本世纪上半叶风靡一时的“新史学”派强调史学的“综合功能”，认为史学可以从多方面造福于社会，为人类的未来谋利，从而成为人们踏向幸福道途的武器。历史功用的具体表现首先是拓展人的智能，“新史学”的奠基人J ·鲁宾逊指出：历史这门学问不但可以使工人得到一个社会进步和社会未来的观点，并且可以丰富他们的想像力，把他们的意识和观念扩展到工厂之外。其次，史学研究还具有“预测”未来的作用，帮助人们认识人类各种问题的“前景”。“新史学”派认为，为了更好地体现出历史的作用，史学家应当走出书斋，主动而积极地向广大民众传授历史知识，使史学成为广大人民“共享”的财富。
    “新史学”对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对史学功用的种种认识，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十年代后，美国史坛对史学功用的估价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先，从历史中寻求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曾任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的C. 李德指出：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一个必要的条件是在正确的社会哲学指导下探寻历史的规律，“正是在这里，他拥有为社会服务的良好机会；正是在这里，他掌握着或是造福于社会或是危害社会的有力工具”。那末，这种研究是否有助于了解未来，部分美国学者作了谨慎的肯定。如B. W. 塔奇曼主张应当“向历史学习”（Learnfrom History），但她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英国历史哲学家K. 波普的影响，她认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人”，而“人”又是一个无限可变的量，所以，用历史来指导未来并不一定都是可行的。以美国激进派历学家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者，则高度肯定了史学对未来的指导作用。他们指出，科学的史学研究不仅可以使人们了解世界，而且也有助于指导未来行为，从而改造世界。
    其次，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让广大人民从正确的历史答案中得到教益。他们的格言是：“历史学家对社会所能作出的有益贡献，莫过于对一直在迷惑人类的错误或恶意的历史概括进行揭露。”美国学者在长期讨论中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他们几乎一致认为，历史研究不能与社会脱节，史学家的著作如果藏在象牙塔或真空之中就会变得毫无价值。闭门造车只能把史学引向穷途。在史学与社会联系的方式上， 有的人主张从量上把握其深度（Depth）、 广度（span）和适度（Relevance），从质上注重其准确性和正确性；有的人主张“历史教学的社会化”，换言之，就是采用“对于一般公民显然有意义的方式”；有的人主张史学成果的“反馈”，即史学家通过不同的读者群来估价自己作品的价值，从而做出相应的反应。
    再次，历史直接参与现实社会的斗争。一些美国史学家认为，历史不应当超然于现实社会的斗争之外，它可以也应该为现实斗争提供自己的服务。不过，总起来看，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研究工人运动史和国际关系史等领域的学者。许多美国史学家标榜史学的“纯客观性”，不接受或者反对史学参与现实社会的斗争的论点。
    最后，史学对于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有重要意义。六十年代、特别是七十年代以后，不同学科之间发现了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纵横交错的格局，跨学科综合研究成为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借鉴和运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和成果的同时，美国史学家发现，历史学也同样可以刺激和促进其他社会科学的发展。他们指出：在今日世界文化系统中，难道可以设想有脱离历史而存在的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文学、艺术……？J·克拉布在《历史学是一门社会科学》中更进一步指出：今天，史学研究不只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而且，其他社会科学也需要一个高度发展的史学成份。史学的方法、体系与成果，会给其他社会科学以很大的启迪。
    在肯定史学功用观点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有少数美国史学家对历史研究的作用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C. 贝克尔的观点。作为相对主义的主要倡导者，贝克尔认为客观的历史过程是不存在的。他说：当史学家在逝去的岁月中蹒跚而行时，要当心硬邦邦的事实碰痛他的脚。他因此而断言，历史只不过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从这个观念出发，贝克尔认为追求历史事实的正确解释和准确答案是没有必要、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没有人可以从历史研究中得到好处。为了说明历史研究对人类社会的“微不足道”的作用，贝克尔还把史学与自然科学作了一番他称之为“富有说服力”的比较，他认为，自然科学研究通过使人们控制自然力，使生活变得舒适、方便。如物理学的成果，使千家万户用上了电灯。而历史却无法起到这些作用。“科学研究对于改变现代生活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历史研究充其量也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影响。”贝克尔的观点在五十年代前颇有市场，六十年代以后，虽然没有多少追随者，但也并非全无影响。1985年5月，加拿大约克大学陈志让教授在北京讲授西方史学方法论时，笔者曾询问过他这个问题。据他说，全美有威望的历史哲学杂志《历史与理论》编委会中，就有一些人坚持贝克尔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