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学的渊源 中世纪晚期的经院学者、教会法学家、罗马法学家、世俗思想家基本形成了初步的市场经济思想,这些基本的市场经济思想和观念为现代成熟的经济学奠定了基础,现代市场经济思想与之有极深的历史渊源。 首先,近代早期的重商主义思想继起于中世纪晚期的市场经济“商业体系”思想,两者除了对基本的市场机制认识一致外,也信守基本一致的重商主义信条,当然,前者在思想内容上更为成熟,思想体系上更为完整。 虽然德鲁维尔认为重商主义和经院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显著和深刻的区别,但他指的区别主要集中在思想体系、分析方法等方面,而且他也指出,在许多重商主义者的作品中,有许多经院学者影响的残余(47)。因此,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包括经院经济学在内的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思想,与重商主义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只不过重商主义对市场机制的形成和作用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重商主义思想与政策的影响更为广泛。 当然,戴安娜·伍德指出,认为在中世纪时期已经存在完全成熟的重商主义是十分危险的时代错误,但在中世纪晚期已经预示了重商主义的某些思想趋势,“中世纪晚期商业体系的基础是渴望发展国家的权力和财富,认为世界的资源是恒定的,通过贸易从一个国家流向另一个国家,一国之所得即另一国之所失,这样每一个国家的目标是维持有利于本身的平衡,实现这一目标的一些手段是保护国内工业、向贸易商授予垄断权、限制工资、严控原材料出口,伴以强调出口制成品和控制海洋。商业体系的另一个方面是重金主义。”(48)这些思想信条与赫克歇尔揭示的近代早期重商主义思想原则是一致的(49)。 其次,中世纪晚期的市场经济思想在诸多主题上与现代经济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明显处于同一个思想谱系,甚至在一些领域达到了18世纪、19世纪的思想水平。 德鲁维尔曾指出,中世纪晚期经院学者的价值和价格理论,根植于效用和稀缺,亚当·斯密在这一点上也没有改进(50)。这说明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学实际上处于同一个思想谱系。熊彼特也指明了这一点:“中世纪的经院科学包含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科学的所有胚芽。这些胚芽在经院思想体系内虽然生长得很缓慢,但却一点一点地生长,所以16世纪、17世纪的俗人是继承了而不是摧毁了经院哲学家的工作。”(51)经济学正是位列其中的世俗科学,现代市场经济思想的许多重要内容都与中世纪晚期的市场经济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后者是前者的思想渊源。 结合熊彼特、德鲁维尔等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思想的部分内容甚至已经达到了现代经济学的水准:中世纪晚期的市场经济思想与18世纪、19世纪的自由放任思想有着内在的联系,并且开始对经济政策产生影响,如城市市场就开始对周围农民自由开放;他们的福利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例如庇古教授的福利经济学中的福利概念是完全相同的东西;他们把价值理论发展成了效用理论,如约翰·布里丹、圣伯纳迪诺等,虽然他们未能提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已具备了建立这种理论所需要的全部因素,所缺乏的仅仅是19世纪发展起来的供给需求和边际概念等工具;他们提出了“审慎的经济理性”概念,这就是后来所谓的“经济人”概念;他们提出了严格意义上的金属货币理论,这种理论实质上与亚当·斯密的货币理论没有什么不同,一些人较为清晰地勾画出了后来所谓货币数量说的轮廓,他们并且坚决反对降低货币成色,另外,他们还探讨了铸币、外汇、国际金银流动、复本位制及信贷的许多问题,而且在一些方面要优于后人的探讨方式;他们探讨了济贫、失业、行乞等问题,对建立营业利润理论和利息理论作出了贡献,是他们提出了营业利润产生于风险与努力的理论,是他们首创了利息理论(52)。所以德鲁维尔才断言:“现代经济学欠经院学者及其后继者远超通常得到承认的一笔巨债。”(53) 最后,中世纪晚期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最大的区别是思想范式不同,前者的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罗马法、奥古斯丁三大思想传统,后者的思想源于近代世俗的、科学的、实验的思想方法。 奥德·兰霍尔姆指出,中世纪晚期经济学的思想来源于亚里士多德、罗马法、奥古斯丁三大思想传统(54),实际上,奥古斯丁传统更具体地说应该是阿奎那传统,因为中世纪晚期的经济思想家更多的是托马斯·阿奎那的信徒。这三大传统既为中世纪晚期经济思想家提供了形而上学的规范分析工具,又提供了思想内容和伦理道德的来源和自然法的概念,但这三大古老的传统又决定了中世纪的思想家并不把政治经济学看作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将其作为道德和法律的附属。虽然借助形而上学的工具和伦理-法律的概念,部分经济主题的纯思辨性探索在中世纪晚期曾达到相当深刻的程度,但其分析范式的局限性决定了中世纪晚期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和发展命运。 在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新生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越来越繁复,市场经济的演进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越来越复杂,旧有的思想范式已经不敷使用,无法应对新的挑战,正如德鲁维尔看到的那样,经院经济理论在16世纪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卢戈和卢卡的里程碑式作品中达到了完全成熟,但是也暴露出一个事实:经院学者已经穷尽了他们所掌握的方法的一切可能性,进一步的发展不再依靠更精致和更完善,而是依靠分析工具的重建(55),因为崩塌的是中世纪的整个哲学体系和思想范式,取代它的是一种全新的思想范式,源于近代早期世俗的、科学的、实验的思想方法。当然,范式转换并不表明需要重起炉灶,重新发现市场经济的运作规律,只需要继承吸收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思想的内容,而事实上现代经济学也正是在继承和扬弃中世纪晚期市场经济思想基础上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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