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城市问题，直接关系着封建社会的命运和前途。中国与西欧的封建城市，尽管有好些共同点，但它们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它们在封建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也不一样。
    本文试图通过中国和西欧封建城市的比较，从而剖析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解体缓速的原因。
    中国封建城市的建立决定于统治阶级的需要西欧封建城市的兴起是社会经济力量的产物
    中国封建城市的兴建，是“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吕氏春秋·慎势》），即选择适中地点，筑城郭，立朝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大戴礼记·千乘》），还设专官负责筑城的工作。这与奴隶制时代“城郭沟池以为固”一样，筑城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这一点说，中国封建城市的兴建则是奴隶制时代城市的继续。而西欧，早在希腊、罗马时期有过奴隶制城市的繁荣，但在日尔曼人入侵欧洲前夕，这种繁荣景象已不复存在。这并不是说欧洲奴隶制时代的城市，对后来的封建城市没有任何影响。西欧封建社会“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单行本第33页）。尽管这些城市“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但对新兴的封建城市却留下了希腊城邦的民主制度和罗马的法权观念。显然，封建城市对古代奴隶制时代城市有着历史的继承性，这是中西封建城市所共同的。
    但是，封建城市毕竟不同于奴隶制时代的城市。中西封建城市虽同处于封建时代，却很不相同。
    中西封建城市的形成，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兴建城市的主体不同。
    中国的封建社会初期，实行的是分封制。封建诸侯被授予采邑后，首要的措施是营建都邑。西欧的封建城市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农奴虽然还只是从一个庄园主管理的土地上逃到了另一个庄园主管理的土地上，但他们建立的城市，“是对于领主专横的挑战，是领主的逃亡农奴的藏身所”（波梁斯基：《外国经济史》中译本第299页）。显然，中国的封建城市是由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西欧的封建城市是由被统治者建立起来的。
    其次，兴建城市的目的不同。
    中国封建统治者建立城市，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统治和搜括人民。无论是封建王朝或地方诸侯，都是藉其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因此，城市的建立，完全根据封建统治的礼法，所有建筑的地点、面积的大小、城墙的高度、城门郭门的数目、市场的位置、道路的宽狭等等，都有明确的规定，丝毫不得逾越，城市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政治活动中心和寻欢作乐的场所。在西欧，农奴用自己的劳动建立起来的城市，是他们经营手工业、进行买卖交易的场所，是他们逃出庄园后自由活动的天地。“城市的空气也使人自由”，西欧的封建城市从它的诞生起，就成为发展手工业的基地，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工商业中心。
    再次，兴建城市选择的地点不同。
    中国自秦汉中央集权国家建立以后，从分封制改为郡县制，即从中央到地方有着统一的统治机构。因此，城市的建立也必然适应这种统治形式的需要，按照行政区划，人口分布情况，有目的、有计划地兴建。城市即是郡县的治所、政府官吏的居住地，它与是否有利于工商业发展无甚关系。西欧的封建城市，由于进行手工业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需要，因此，选择的地点必然是在渡口、城堡、寺院附近。这些地方人口集中，交通方便。西欧城市的兴起，是由商品生产发展所造成，反过来，又刺激着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还有，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不同。
    中国的封建统治是以统一的区划进行的，每个行政区域内建立的城市，成为这个区域的统治中心，统治者既统治城市里的一般居民，又统治城市周围及整个地区的农民。所以，城市不仅和乡村都是封建统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且城市成为封建统治者控制农村的有力工具。在西欧，经过居住城市的农奴、城市的“自由居民”经营手工业活动、进行反对地方封建贵族的斗争，使城市摆脱地方封建贵族统治的羁绊，造成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和对立，城市逐渐成为反封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