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分析城市与王权的关系。
    在西欧，王权是伴随着城市的产生而出现的。在城市兴起以前，是“有王无权”，国王只是“封建领主同辈中的第一个”。随着城市兴起，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级出现，国王才逐渐增强了自己的权力。西欧的封建王权，16世纪以前为等级君主制，16世纪以后为专制君主制。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发展形成的市民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王为了跟大封建主作斗争，与市民结成联盟；而市民阶级也需要与国王联合，以求消除封建割据，发展城市经济。法国“三级会议”、英国“国会”这种等级君主制的政体形式，表现了这种异己阶级的联盟。英法的封建王权正因与市民阶级结成联盟，所以是一种进步因素，“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相对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3页）英法的市民阶级也正是在王权的保护下得到迅速成长。国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采用殖民制度、国债制度、苛税制度、保护制度等各种方法，竭力支持市民阶级的活动。但是，一且市民阶级翼毛丰满，封建统治者感到威胁时，要加以压制，已为时过晚，反被资产阶级的革命所推倒。“当欧洲脱离中世纪的时候，新兴的城市中等阶级是欧洲的革命因素。……中等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发展，同封建制度的继续存在已经不相容了，因此，封建制度必定要灭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在王权庇护下成长壮大的资产阶级，却成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所以，马克思称西欧的专制君主制为“瓦解中的封建君主制和萌芽中的资产阶级君主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59页）。
    在中国，自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国家除有过一些分裂时期外，一直是比较强固的。在中国从未出现过象西欧那样的城市经济，也没有形成象西欧那样坚强有力的市民阶级。因此，中国的封建王权，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集中代表，城市是封建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神经中枢。
    封建城市在封建社会中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着中国与西欧的封建社会解体的缓速
    中国封建社会的发生、发展比西欧各国早得多，但中国封建社会导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却远远落后于西欧。
    为什么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比西欧迟缓得多呢？究其原因，大致可以从下面四个方面来作比较。
    第一，是否存在介于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经济结构之间的过渡环节？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主义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以城市为中心，以发达的工商业和商品经济为内容的城市经济，是前述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环节，它产生于封建经济，但不是封建经济的组成部分，却是瓦解封建经济的新因素。这种新因素在西欧成为一种与封建经济相对立的经济形态，而在中国则不存在。因此，西欧的封建经济迅速解体，而中国则是自然经济的长期延续。
    第二，有没有摧毁封建统治的政治力量——市民阶级？在中国虽然也发生过城市工商业者反对城市封建官吏的斗争，但他们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形成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西欧，伴随着城市兴起，新兴的市民阶级参与政治，开展了与封建统治者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支力量在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发育成长，终于成为推翻封建统治的强大阶级力量。
    第三，有没有形成冲击封建制度的思想体系？15世纪以前，基督教神学渗透在西欧社会的各个方面。新兴的市民阶级登上舞台后开展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从神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而且形成了市民阶级的思想体系，产生了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儒家思想不仅贯串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随着封建社会进程的不断演变，愈益完整，愈益强固，忠实地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
    第四，封建统治的政策是否能被新兴阶级所利用？在西欧，新兴的市民阶级利用等级君主制和专制君主制的政体形式增强自己的政治力量；利用封建统治者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新兴的市民阶级既是封建中央集权统治的阶级基础，又是埋葬封建统治的掘墓人。在中国，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是地主阶级，历代统治者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城市工商业者在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限制，在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软弱无力状态，如果他们能“利用”统治阶级的政策，则必然走上“官商结合”的道路，依附于封建统治。
    以上诸方面都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迟缓于西欧的原因，这些原因都跟封建城市紧密相连的。正如西方史学家汤姆逊所说：“城市的兴起，过程是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册，第424页）。而中国封建城市，根本不能与西欧封建城市相比拟，且在好些方面还起着截然相反的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与西欧虽然都存在封建城市，但它们在封建社会里不同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市民力量的强弱，是中国封建社会解体迟缓而西欧封建社会解体迅速最主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