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城市的发展与乡村融为一体西欧封建城市是在反封建斗争中发展
    中西封建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最初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往往不太明显，这是中西封建城市所共同的。15世纪前，欧洲城市里往往还有菜园、农田和牧场。1388年英国国会的法令规定：收成季节，帮工和学徒均须应召放下他们的手艺，强迫去刈割、聚集和运送谷物（转引自蒋湘泽《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中山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这说明即使到了14世纪，城市与乡村的差别还并不明显。
    中国的封建城市与西欧相比，规模宏大，整齐划一，极为繁荣。但是，在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基础、以农民为主要的剥削对象的封建社会中，农村存在着自耕农和租佃农。自耕农为了避免沦为租佃农，除了从事耕作以外，不得不从事家内手工业劳动，用“以副养农”的办法来维持生计，他们以农业与手工业的结合来取得一切需要的消费品。同时农村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商业资本也大量地投资于土地，商人往往与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正是因为工商业大量存在于农村，农民也经营手工业活动，所以中国封建城市的发展，总是城乡结合，城市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组成部分，对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封建统治活动是起着巩固作用的。
    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城乡关系相反，西欧城市是在农业和手工业分离的基础上诞生，是在跟封建主作斗争中发展的。伴随着城市的兴起，形成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市民阶级。城市是市民阶级力量的源泉，市民阶级则是城市在社会政治关系上的体现者。
    西欧城市及市民的反封建斗争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11—15世纪为城市居民反对地方封建主的斗争；15世纪以后至17世纪中期为新兴的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
    11—15世纪，城市居民反对地方封建主斗争，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11、12世纪是城市居民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斗争的形式一是用金钱赎买、一是武装斗争，法国北部的琅城公社经历了长达二百来年的斗争，即一典型。城市经过斗争获得胜利，解决了地租、人身自由、废除苛捐杂税、建立城市政权等问题，根据各城市居民力量的强弱，建立起不同形式的城市自治机构：有的建立了城市共和国，“享有自治权、最高审判权以及铸造硬币、缔结条约、建立军队等权利”；（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城市》第22页）有的建立城市议会，实行自治；有的是国王和城市共同管理市政。13、14世纪是城市手工业者跟城市贵族争夺城市政权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行会革命。行会仍是手工业的封建组织，后来行会发生分化，形成大行东、大商人及帮工学徒和破产小行东。14、15世纪由帮工学徒、破产小行东组成的城市平民展开反对大行东、大商人的斗争，这时城市居民逐渐形成市民阶级和雇佣工人（即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前身），斗争的形式往往采取政治性起义，1378年佛罗伦萨梳毛工人起义最为典型。
    如果说15世纪以前城市居民的反封建斗争主要是针对地方封建贵族的，那么15世纪以后，市民阶级开展的反封建斗争，则是反对整个封建制度。他们采取了文艺复兴、自然科学、宗教改革这三种主要手段。文艺复兴自14世纪起首先发生在意大利，然后在西欧各国传播，这正是一次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摇旗呐喊。显然，整个文艺复兴运动“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4页）。文艺复兴的成就之一是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自然科学的发展，把科学在中世纪只是“教会恭顺的婢女”变成资产阶级进行“彻底革命”的武器，冲击封建神学，打击西欧封建制度。宗教改革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第一次伟大决战，首先发生于德国，随之又在西欧各国展开，宗教改革的斗争发展到农民战争以致后来又发生了打着新教旗帜的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宗教改革不仅是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强大武器，同时也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
    经过市民阶级的反封建斗争，城市在数量上、规模上都有发展，如16世纪的尼德兰这面积不大的国家，“有大小城市约140座，时人称为城市之国”（朱寰《世界中古史》第59页），大西洋沿岸的伦敦、阿姆斯达丹号称西欧最大的城市。城市的外貌和建筑设计样式也有显著的变化。同时，西欧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和思想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在经济结构方面，存在着两种并行的经济：庄园经济和城市经济，前者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后者是以交换和贸易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在阶级关系方面，存在着两个既相一致，又相对立的阶级，以封建国王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和以市民为代表的反封建阶级；在政体形式方面，先是存在着国王的王室和几个阶级联合的国会（等级议会）——两种并行的统治机构，后来等级君主制又演进为专制君主制——调停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两个对立阶级的统治机构；在思想意识方面，存在着两种相冲突的新旧思想体系，即基督教的神学观念和宣扬人权、个性自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前者竭力维护封建统治，后者为摧毁封建统治的强有力武器。
    中国的封建城市是巩固封建统治的顽固保垒西欧的封建城市是瓦解封建制度的革命因素
    中西封建城市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一言以蔽之：中国的封建城市是封建统治的顽固保垒；而西欧的封建城市是瓦解封建制度的革命因素。
    其所以如此，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证实。
    首先，分析城市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中国的封建城市也出现过工商业的繁荣，但是，这些城市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受到封建君主或地方官吏的严格控制和监督。因此，城市的存在对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基本上不起促进作用。第一，由于城乡融为一体，农村又是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城市主要是官吏的居住地，他们的生活需要一般可从农村剥削中获得，没有致力于发展工商业的必要。第二，城市里即使从事一些手工业活动，则主要采取“官办”的形式，在官府里设有很多机构，如明朝设有文思院、鞍辔局、织染所；清朝设有制造库，织染局等，为统治者奢华欲求服务。这必然在产品数量、生产规模、技术质量等方面都受到控制。这种由国家经营的官办手工业，不仅对于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没有直接的推动作用，而且它规模愈大，也就愈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正常发展。第三，城市的商业活动，凡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业由国家实行专卖和控制。商人和商业资本的活动范围受到极大约束，仅限于政府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自秦汉以来，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由于中国封建城市的工商业受到种种限制，必然影响到商品生产、商品经济的发展。
    西欧的封建城市是以发展工商业为最先决的条件。城市有自治机构，有进行工商业活动的组织，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人又有人身自由。西欧封建城市的工商业活动，还刺激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导致农村地租形态的转变——实物地租转变为货币地租。这种地租形态的转变，既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所造成，又能促进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中世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所预备学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479页）， 西欧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既促进封建庄园经济的瓦解，又孕育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