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说明的是，有的人认为早期基督教是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运动，理由是该教成员“全无例外地”是无产阶级，正由这个组织的无产阶级性质，从而构成了一个革命运动。我们认为群众运动与革命运动是不能划等号的，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评判一个群众运动是不是革命运动，一要看其阶级成份，二要看其纲领和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所采取的手段。就早期基督教的组织成员来看，并不是“全无例外”的无产阶级。不可否认，在公元一世纪中叶到该世纪末前，一般来说，其组织成员是较为纯粹的，但到了公元一世纪末后，各种剥削阶级分子以及社会上的中等阶层——商人、富有的手工业者和土地所有者已钻入基督教社团，并在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甚至有些显贵也成了基督教团体的保护人。这些中层上层分子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教团中大力进行掩盖阶级矛盾的说教，要求下层教徒对现实生活容忍，把希望寄托于天国，以及他们要对国家政权忠诚，对主人温良恭顺等等。这些说教从根本上抑制了下层人民的反抗情绪，所以，这样复杂的组织成份，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政治目标，因而也就无法构成所谓“革命运动”。事实上，在早期基督教那里，追求的目标只是幻想与预言中的“千年王国”，而通向这个王国的道路只有恭顺、服从、牺牲、等待上帝拯救。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⑤
    在这里，哪有我们理解意义上的革命呢？无怪尼采说，基督教“存心要毁掉强者，要挫折他们的锐气，要利用他们的疲惫虚弱时刻，要把他们的自豪的信心转化成焦虑和良心苦恼；反对的是它懂得怎样毒化最高贵的本能，使它染上病症，一直到它的力量，它的权力意力转向内反对它自己——一直到强者由于过度的自卑和自我牺牲而死亡；那种让人不寒而栗地死去。”⑥
    非但如此，基督教还有爱仇敌的思想：
    “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⑦
    这个思想分明是将人的感情、意志压抑在精神的自我安慰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态呢？罗伯逊曾经说过一句俏皮话：“只要罗马知道一个小国的存在，那总是对它不利的。”这说明，统治阶级的力量委实太强大了。由此可见，早期基督教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运动，而是被压迫阶级在强大的罗马帝国面前争取斗争失败而感到无可奈何，从而把现实的强烈的愤懑情绪用一种无能为力的思想方式表达出来而已。
    早期基督教是经济上的互助合作组织。《使徒行传》上说：
    ……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⑧
    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个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给各人。⑨
    这说明早期基督教是平均的消费组织，在组织内部，实行经济互助，这是一种特殊的公有制形式。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这样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物质生活资料的有限性，只有集体内部互通共济，才能共同渡过难关；二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个人拥有很多财富是进不了天堂的。
    有人称早期基督教组织为“共产主义”或“消费的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尽管恩格斯在论证早期基督教时曾经把它与工人运动或社会主义作过比拟，但那是在特定意义上说的。比如，恩格斯曾经认为早期基督教与工人运动，当时的工人政党一样，都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是革新者的团体：但恩格斯又认为两者同样地有内部斗争，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工人与一八四八年以前法国传统的、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同盟复活过来的、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的斗争，而早期基督教也有宗派的斗争。因此，恩格斯才同意勒南所说的早期基督教与国际各地支部相比拟的论点，这很明显地说明早期基督教并不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因为两者之间时代不同，代表的阶级不同，具体的组成不同，在特定意义上的比拟是不能断定两者的性质是相同的。但另外恩格斯把两者区别开来的论述也不能忘记，比如恩格斯曾说社会民主党绝不能学早期基督教拳打脚踢，最后取得一个国教的资格；恩格斯还指出基督教只知道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上帝选民的平等，即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观点都说明早期基督教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能混同的。
    至于考茨基所说的共产主义，即圣餐、财产公用、变卖财产交给教会以救济穷人等，则只能说是早期基督教已经靠有产者的加入来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考茨基把这种有产者的施舍说成是共产主义的讲法，显然与他主张早期基督教是无产阶级团体相矛盾的，因为靠有产者的施舍搞什么消费的共产主义也就不成其为无产阶级的组织了。
    很显然，早期基督教的平均消费性质，带有明显的两面性和消极性。以致到公元二世纪末，使基督教内部进入了对奴隶制社会感到失望无救的上层人物。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在于这时的富人为什么向教会献出财产？这是因为，富人们虽然比一切社会低层的人生活得好，但物质生活条件优越的人更强调精神生活，而在罗马帝国那里，精神是不能得到解放的。所以，他们只看到基督教里去寻找精神出路。总之，付出代价是为了获得天国的幸福。
    早期基督教作为一种压迫阶级的宗教，尽管它们从来不是革命的，可是由于它的广泛的群众性，作为一种对罗马帝国的无声抗议，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如它不信奉罗马传统主神丘比特，不礼拜罗马皇帝，拒绝服兵役等等。正因为这样，基督教和教会在它诞生的最初三个世纪中，受到种种迫害，也就不足为怪了。
    历史上出现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其必然性。基督教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只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诸因素的产物而不是神创之物。因此，我们把历史上必然出现的东西不加分析地或不作深入地研究就作极端的判断，这并不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我们认为基督教产生后，特别是在变为罗马国教后，起的麻醉作用是主要的，但是不可否认也有其积极的一面。马克思就曾看到过宗教既是一种“抗议”，又是一种“叹息”的双重特点。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一书中，批判朗松等人把意志自由与宿命论绝对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时指出：“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坚毅的实际行动，而且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还是这种行动的一种心理上的必要基础。”十七世纪英国清教徒比其他一切党派表现出更大的毅力；穆罕默德的信徒在很短一个时期内就征服了从印度起至西班牙的广大地带；克伦威尔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称自己的行动为上帝意志的产物。“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行动都预先带着必然性的色彩，但这不仅没有妨碍他趋向于一胜再胜，并且还使他这种趋向具有了不可遏止的力量。”（同上）这些例子可以佐证宗教的鸦片作用也具有两重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