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淼则把明治维新视为亚洲类型的资产阶级运动，说它沿着资产阶级改良、革命、资本主义改革三个阶梯上升，分别以尊王攘夷、戊辰战争、废藩置县为标志（同上引书）。
    3.对巴黎公社历史地位的评价。一种意见认为公社的经验有一定的局限性，理由是公社仅限于在一个城市起义，并未夺取国家政权，因而说公社是创造了未来国家的完整模式是不合适的（洪韵珊，四川《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6期）。 另一种意见认为公社经验有普遍性意义，说公社“初步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部分地行使着国家权力，它的施政内容大大超过了一个市政机关的职权，它在法国当时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历史上的地位，是任何一个地方自治机关无法比拟的。它是与法国资产阶级中央政府相对抗的、不具备国家政权完备形态的无产阶级国家的雏形”（朱庭光，《世界历1982史》年第6期）。
    4.英布战争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英国是非正义的，布尔人是正义的。有的人提出异议，认为英布战争是两个白人殖民集团为了争夺南非的统治权和掠夺权而进行的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丁建弘、周南京，《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产生分歧的症结在于对布尔人的认识。在战争中，布尔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极力扩张领土，他方面又是被瓜分的对象，因而认为布尔殖民主义者与英国殖民主义者是一丘之貉。（张谦让文，见《非洲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
    5.对克伦威尔的评价。流行的看法有两种，一是说克伦威尔是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功大于过。二是以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肯定其以前，否定其以后。但是，蒋孟引的文章异军突起，说克伦威尔一直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之所以斩杀国王，是为了取而代之；他把议会和军队变为自己的驯服工具；他对人民欺骗、镇压，无所不用其极，最后导致封建王朝的复辟（《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6.林肯对奴隶制的态度。（1）是否废奴主义者：针对林肯“是一个比较彻底的废奴主义者”的说法，黄绍湘、毕中杰认为林肯不是废奴主义者，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由限制奴隶制的扩张走向主张废除奴隶制。林肯在共和党中是属于中间派的人物（《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2）林肯为什么发表黑奴解放宣言？杨生茂认为，林肯所处的阶级地位决定他无意彻底解放黑奴，但废奴却采用了战争手段，是迫于战争、人民群众等多种压力，要“利用奴隶这支强劲的力量，以达到击败奴隶主、挽救联邦的目的”（《南开大学学报》1978年第4、5期），从而否定了林肯释奴的自觉性的说法。
    7.近代中美关系。（1）怎样看待近代中美关系？汪熙认为，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同沙俄相比较，表现得不一样，应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世界历史》1979年第3期）。针对汪文论点，丁名楠、张振鹍提出异议，认为“美中关系史实质上是一部侵略和被侵略的历史”（《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期）。罗荣渠则认为既不单是一部侵略和反侵略史，但也不是一部友谊史（《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2）怎样评价门户开放政策？一种意见认为从本质上说是“美国谋求保障和扩大其在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政策”，但由于这个政策“也包含着美国与其它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利益相对抗的一面，它在客观上对抑制或延缓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也起过一定的作用”（前引汪熙文）。与此相反，认为门户开放是美国加紧侵华、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前引丁名楠等文）。
    三现代史
    1.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农业集体化。（1）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过重大历史作用，但也造成了严重后果（张培义，《山东师大学报》1982年第1期）。卢文璞则强调研究这个政策应得教训是：不能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商品经济对立；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必要性；不能把具体经济工作当作军事斗争和政治运动来搞（《世界现代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版）。（2）认为苏联实现工业化的短短十几年内，1927、1931年先后发生两次粮食大危机，“忽视农业，脱离实际地搞农业集体化”是一个重要原因（穆中魂，同上引书）。但也有人认为结合当时国际形势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来看，实现农业集体化也是必要的。
    2.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五十、六十年代的评价是全盘否定。近年有几篇文章提出新的见解。例如，刘绪贻说“新政”是一次具有新内容的改良运动，它“在全国范围内部分调整了生产关系，它挽救的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最深刻的危机”，其结果是“取得很大的成功”，一是使资产阶级中下层和广大劳动群众政治、经济处境有所改善，二是使美国从此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历史教学》1981年第9期）。他在1983年第2期《世界历史》上撰文再次论证了上述观点并有所发挥。
    3.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大战前后中美关系。（1）关于“二战”的起点：除了坚持“三九说”即以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为开端外， 主要有：①“三一说”， 认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武装侵华之始，标志着“二战”两个战争策源地之一——远东战争策源地的形成（欧正文，《河南师大学报》1982年第4期），②“三七说”，认为“九·一八事变”并未形成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正式战场，而1937年“七七事变”则正式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王振德、侯成德，《吉林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王、侯早在1978年7月5日《光明日报》上提出了这一论点）。（2）抗日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①初期（1937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或说美国在大部分时间内，实行对日姑息为主、赞助中国抗日为辅的两面政策，此后因日美矛盾加深而转为助华制日（胡之信：《求是学刊》〔黑龙江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或说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援华制日的倾向大于勾结日本牺牲中国的倾向”，主要是促蒋抗日，“不是害怕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兴起，而是希望中国各种抗日力量联合抗日”（王斯德、李巨廉，《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 ②末期（抗日胜利前夕）：一种说法是，美国在大战后期由联合中国抗日、积极改善美中关系转变为扶蒋反共的标志是撤回史迪威、任命赫尔利为驻华大使。对此，王建辉在文章中持不同意见，认为这个转变是罗斯福逝世，杜鲁门改变罗的对华政策的现实主义方向，而以赫尔利1945年4月2日发表扶蒋反共打内战的讲话为标志（《世界历史》1982年第3期）。
    4.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1）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秦晓鹰、王春良等人的文章（分别载《非洲史论文集》及1981年第4期《山东师院学报》等报刊）认为在尼日利亚、扎伊尔等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一定时期不仅是革命力量，且是领导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赢得革命的胜利，并在国际生活中发挥较大作用。这个看法与历来认为十月革命后亚非拉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充当民族民主革命领导更不能夺取革命胜利的说法大相径庭。同时，王存华的文章（《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还指出，在撒哈拉以南的许多非洲国家由于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几乎不存在或者刚刚诞生，尽管如此，一批资产阶级的、具有反帝性质的团体和组织仍然涌现出来，对民族主义运动发生了重要的影响。（2）现代拉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趋向：认为是沿着两条道路发展，一是西方传统的旧式资产阶级革命，一是苏联影响下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当前拉美国家的性质，大体上可划分资本主义的、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三种类型（杨典求，《世界历史》1982年第2期）。
    五年来，世界史研究工作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新的进展。看来，今后要进一步提高质量，大量翻译与整理史料还是不可少的，但要注意避免某些外文材料的观点的影响。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力求把繁杂的历史现象提到应有的思想、理论高度加以阐述，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