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世界的政治形态，有一个从分散走向集中的趋势。分散多元的权力体、中央王权和地方割据相结合的权力体、以及中央集权制，就是这种演进的三个阶段①。在上古，分散的小国寡民政治曾占过主导地位②，在中古，地方势力便同中央王权相结合，并通过分封制和附庸制使二者达到了一种巧妙的平衡③。中古后期，统一的中央政权便在东西方同时出现，被人认为是通向近代文明的一线曙光。
    分散的、各自拥有全权的、并且又是完全独立的政权形式，其典型状态是古希腊的城邦制度④。雅巴达、米利都、哥林斯，这诸城邦无一不是拥有全权的独立政体。这里，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军事领袖、都有自己的政治组织、权力机构和公民会议，抑或还会出现各自的公民领袖甚至僭主政治。城邦的公民往往是些贵族奴主、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们是居于奴隶之上的自由民，却视自己城邦的独立和安全为第一要素。他们同时还是那些庄严神庙和美丽城垣的修建者。这些区域一般也具有各自的法律、风俗和习惯，例如崇尚自由和追求朴素，同样都是雅典和斯巴达各自的光荣。从一方面看，这些小邦完全是独立的全权的，它们彼此之间不存在依附关系；城邦、国家和社会在这里几乎都成了同一个概念，没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的社会，更不存在什么国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城邦就是一切，就是唯一的全权和最高的存在⑤。另一方面，这诸分散的城邦在文化上和民族精神上却又是统一的。对天神宙斯的祭奉或那辉煌的奥林匹克竞技，便是全希腊的大事。希腊文明的古典风格——甚至单提这个名就够了，是全体希腊人的荣耀所在。在埃及法老或在一个腓尼基商人面前，没有谁会否认自己是个道地的希腊人。在这时刻，狭隘的城邦界线消除了，闪耀的只是全希腊民族精神文化的炬火。这些希腊人在异邦的强敌面前，也俨然以一个整体自居，这个整体曾逼迫信拜火教的波斯人节节败退⑥。在胜利面前，全体希腊人面对着酒神狂舞了，他们暂时忘却了自己是分属于各个城邦的，现在他们只会陶醉于这种希腊文明战胜异邦武力的胜利。他们一般都毫无偏见地认定：整个希腊精神和希腊文化应该是统一的，而各城邦的政治，却应该是分散的。
    王权和地方割据相结合的政治形态，出现于中古初期，间或也有出现在古代世界的例子。这种权政构成的特色是：它有一个王权，但这种王权却是衰弱的，没有全权的；它有一个地方割据势力，但这种势力却也并不能取消王权而完全独立。因此从本质上来看，这种政权是一种双元政治而不是单元政治。这种双元政治在将近一千年的时期里都是稳定的。战乱也罢，改朝换代也罢，地方政权名义上归顺王权而实际上仍拥权自立也罢，都不能改变政治结构上的这种双元状态。在西欧，日耳曼人建立的墨洛温朝和加洛林朝，都是既诸候林立又有中央王权的双元政治⑦，在中国，这表现为西周的割地分王，春秋的“挟天子而令诸侯”，汉魏之际的中国大乱，或唐朝的藩镇割据。政权形态既然是双元的，那么王权和诸候的斗争，也就成了政治斗争的重要内容。王权胜利，有时会出现短暂的或名义上的统一，例如秦始皇时代，汉武帝时代或查理曼时代等；同时诸封侯也常胜利，这就迫使中央搞“无为而治”或恢复分封⑧，甚至干脆承认地方势力是得到法律认可的。这种双元政治开始时是以王权和诸侯完全对立的形式出现，双方进行激烈残酷的争斗；后来却逐渐地趋向平衡，分封制和领主附庸制就是达到这种平衡的手段。通过臣服礼和指着宝剑的宣誓，中央便承认地方割据势力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而诸侯也对王权报以名义上的归顺。甚至在东方，这种互相的妥协也是存在着的，唐朝尾大不掉的节度使势力就是法律认可的。至此为止，双元政治的体制便完全确立，双方保持着一种平衡的均势。
    古代世界出现的第三种政权形式是中央集权制。它是以中央权力为主的，一般不再存在地方割据。这时古代君主们的一个美梦已经实现：稳固的郡县制取代了诸侯的割据与分治。王权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了，它是混乱中代表统一的旗帜，是凌乱之中秩序的体现。现在甚至那些文化较为落后的游牧部落，也能在文明区域中建步起统一的政权了。这方面蒙古人和满清人在中国的统治就是证明。这些游牧部落入侵中原后，发现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远非是什么费力的事情，他们没有象古代的君王那样，花大力气去做削平诸侯的工作，也没有订出什么良策妙计，去和诸侯势力搞那危险的平衡。出于原始的惯例，他们甚至还不师古法，继续大搞血缘分封，还人为制造种族隔离，增加了各地区的离心倾向。然而，令人惊异的是，现在这一切竟然丝毫没有危及他们的统一政权的基础。他们的中央集权仍然是前所未有过的强大，而那些藩镇割据势力却反倒象冰块般地融化了⑨。突然，这种奇迹在西欧的土地上也发生了。那些法兰西王、英格兰王，同样也在为眼前的事惊叹不已。他们要削弱诸侯，原以为这是天大难事，没想到一旦动手就迎刃而解了。他们想搞王权至上，原先以为这是要遭受非难的，没想到市民阶级、手工业者、农民甚至大土地贵族都会支持他。王权现在变得非常强大了，它四下环顾，发现有一支常备军正簇拥着它，甚至那些赋税收入也是得到保障的。现在奇迹还在继续，结果便毫无例外地使东西方的君主们，在十二三世纪以后，都成了一个个权倾一切的专制王。
    是什么神灯在操演着这些魔法呢？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作上述的交替演进，其基础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探寻构成古代分散政治的经济前提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分散的政治形态，往往都是建立在古代的分散的自然经济结构之上的。正因为这样，因此在一些著作中，往往便把这种分散经济看作是分散政治的基础⑩。确实，古代的经济结构或生产组合，往往都是闭塞性的和规模狭小的，一个区域和另一个区域在生产方面没有必然的联系。产品主要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交换，在一个封闭的村落里，生产和再生产却得以维持。每个村落，每个区域，都可以说是一个完整的生产体系，它不需要从外部引进原料，也不必为了输出产品而对外争夺市场。这种狭小的生产组合的存在，这种狭小规模生产组织内部生产和再生产能够维持，都使得各地区没有必要一定要联合起来，简言之，在这种结构上产生分散政治是不用惊异的。
    但是，上述的看法是否允许来一个反证呢？我们是否可以由此而得出一个全称判断，认为凡是分散的小农自然经济都必然导致分散多元政治的出现，而决不可能产生统一的中央集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