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别的不谈，单就古代世界的情况来看，一般不是如此。例如中国宋以后巩固的中央集权制，就是建立在单一的分散的小农经济结构上的。古代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通常是非常缓慢的、分散的、一家一户的、或者是小集团范围的分散经济，这通常是几千年来的基本经济结构。就是在这种结构上，却出现过稳定的中央政权，这又该作何种解释呢？创立中央集权制的两条杠杆：社会需要和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就后一点来看，那种建立在丁税和地税上的财政，不是要比那些建立在对外军事掠夺或单纯依靠市民阶级慷慨地解囊相助（11），还要强过千百倍吗？
    当古代世界到处处于风雨飘零的分散经济的时候，事实上，在一些区域里已经长出了中央集权制的粗壮的胚芽。在这里，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分散经济结构的本身，而在于这种分散的经济结构含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它往往是政经合一的。一切古代的阶级时代的生产组织，实质上都是一种政经合一的组织。我们只要稍许分析一下古代罗马奴隶制庄园的情况，我们就会看到，这种庄园实际上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劳动者，这大多是些奴隶，另一部分则是暴力组织，包括庄园法庭、军队、刽子手和监督奴隶劳动的监工和打手。现在的问题是：所有的这些暴力成分以及为了维持此种成分而承担的巨大的经济开支，是一种奴隶制生产的必然产物呢，还是一种多余的存在？
    对古代奴隶制生产性质的考察，使我们认识到，这种在最基层的生产组织中保留庞大的暴力组织的做法，正是这种非人道的奴隶制生产的前提。因为在这样的生产方式中，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关系，是一种纯粹的对立关系。奴隶一无所有，他既不占有生产资料，也不分享生产产品，他一般要负担远远超过他体力所能支持的劳动，因此生产的过程又是以他的生命支出为前提的。这样的结合方式，不用说奴隶是不愿接受的。现在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非自然的结合方式所导致的对立竟然尖锐到这样的程度，即一个奴隶，不仅同压迫他的奴主直接对立，也同劳动本身构成直接对立。这样所谓的生产过程就无法持续。怎样迫使一个奴隶同生产资料强行结合并进行价值增殖呢？这就只可能依凭暴力。铁镣、枷锁、法庭、处死，现在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暴力。并以此作为维持生产的唯一手段。
    封建主义的生产形态同奴隶制下生产形态的一个根本差异在于：后者是完全用暴力（超经济强制）来组合并维持生产的，而前者却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经济制约的手段。换言之，如果说奴隶制的生产完全靠一根暴力纽带来维持的话，那么在封建社会里，生产的维持却是有二条纽带，即超经济强制和经济强制在双重作用着。在这种形态里，暴力不再完全构成生产的前提，而生产资料或产品分配，例如土地和分成租这些经济因素本身，现在却成了一种新的束缚力量，促使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现在在一个基层的生产组织中，例如在一个封建庄园中，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劳动者的人身是半自由的，生产是不再有皮鞭铁镣直接伴随着的，而那些暴力的机构和监狱、军队，虽然还保留着但已明显减弱了。同时，生产资料的作用——现在完全增加了，它既是经济剥削的前提，又是生产维持的手段，封建主们现在似乎又陷入了一个新的困境，一方面，他们要进一步用经济制约取代超经济制约，从而增进劳动者的兴趣和维持生产的稳定性，这就必须再进一步在生产组织中撤出不合时宜的暴力机构，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拥有暴力，以保护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并镇压农奴们的反抗，这就是必须保留甚至加强暴力机构（因为现在农民起义的规模和范围都是以往所不可比拟的了）结果，新的政治组合出现了，在直接的生产组织中暴力的成分部分地撤了出来，只留下一小部分继续作为一种超经济的力量在维持生产，同时在生产组织的外部，却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暴力机构，这就是被我们称之为中央政权的那个东西。虽然如此，但由于现在的生产过程中是仍然需要部分的暴力纽带的，而且新建立的中央政权也没强大到足以维护每个封建主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程度，因此在地方上就必然还拥有足以拥地自立的武装和经济力量，这样，在中古的初期，政治形态中出现的不是中央集权制而是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二元政体，就丝毫不足为怪了。
    在这里，问题的本质实际具有下述的情形。在古代的世界，国家的形式问题，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来的，相反，却依赖于生产方式中所采用的维持生产的手段。当直接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并且也同生产过程本身构成直接对立的时候，超经济强制（暴力）便是维持这种非自然组合的唯一途径，而与此相适应的国家组织就是分散多元政治，这种政治实行的唯一目的，就是要使一个生产组织同时也变成一个暴力组织，从而使生产能够维持下去，而这也随即构成了它的特点：为了直接剥夺生产者，这时的整个政权的重心就必须是下移的、地方割据的和范围狭小的；到了直接生产者主要是承受经济剥削，而整个生产又是用超经济强制和经济制约双重手段维持时，这时在政治形式上也出现了双元性，一方面，地区势力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却也部分地出现了权力上移，出现了保护封建主所有权为主要目的的专职的暴力机关：中央政权。到了生产的组合再进一步发展后，暴力又进一步在生产组合中被排斥，这时几乎完全是凭经济剥削了，在基层的生产组织中已经不再需要有一个沉重地暴力累赘，而作为维护生产资料占有权的国家，这时却有必要变得更强大了，这样，地区力量就自行消亡，让位于巩固的统一的中央政权。从整体来看，古代政治经济形态的这种同步演进，还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对于生产方式的维持手段中出现用经济制约取代超经济制约的趋势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在政治形态的用中央权力取代地方势力的趋势，不是取决于生产结构本身的改进，而是取决于这种改进依赖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之后，必然会带来对生产的精密性和稳定性的新的要求，这就需要直接劳动者具有半自由或自由的人身地位，这是用经济制约取代非经济制约的客观前提。这样在政治形态中也就必然要在基层排斥暴力，从而出现权力上移的趋势。第二，由于生产力有不断发展的趋势，因此从分散政治走向统一政治也就有必然趋势。当生产组合中基本取消了超经济强制后，这时的国家形态就必然是统一的中央政权的（12）。
    因此，古代世界出现的分散政治、双元政治或中央集权制，归根结底，乃是一个国家政权按何种形式进行分配的问题。哪一出政治形态是最体现奴隶主或封建的阶级利益的，是能造成最大财富、是最能适合当时的奴隶制或封建制生产方式的，就会作为一种普遍政治结构而在一时占主导地位。与其去评判这些政治形态哪一个进步哪一个落后，那还不如把这些都看作当时的一种政治需要。国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阶级压迫的工具，一个奴隶制或者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它的基本职能，就是保护奴隶主或封建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镇压和剥夺奴隶和农奴。这就最直接地体现在对残酷的奴隶制剥削和封建制剥削的维护上。离开了这一点，单用一些次级原因（如简单地用经济分裂、文化或种族混杂、抑或用征服或对外侵略）来解释分散政治或中央集权制的起源，都是不甚妥当的。政治形态的根子深植于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之中。从这点来看，双元政治或中央集权制，只不过是租佃制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而古老的单纯采用人身剥夺的奴隶制经济，在它有刺的枝杆上，只会结种罪恶的政治毒果——分散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