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法显离开耶婆提时,改乘另一条商船。船上大多是婆罗门。在遇到危难时,婆罗门们认为是法显妨碍了他们,要把他扔下海去。法显的施主吓唬他们说,汉地国王敬信佛法,非常器重和尚,你们若把他扔下去,我到汉地将向国王告你们,他们才作罢。这绝不会是中国船,要是在中国船上,法显决不会有此等境遇。中国船上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婆罗门,法显的施主也不会是个外国人。 其三,法显乘坐的并非是一个由三条海船组成的船队,而只是一条大船,后拖一小船。充其量,也就是两条船,何来三条?法显从耶婆提乘坐的是另外一条船,与此船无关,它们不是同行者,不能算在其中。 其四,如果法显乘坐的是中国船,为何不直接回国,而要在耶婆提呆五个月?耶婆提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并不是他学习、求经之地。而且中国船也不能在该地停留五个月后再航行。倘若法显从狮子国乘坐的是中国船,那么他为何又改乘其他商人的大船,而不坐原先那条船回国呢? 从法显的记载可以看出,他乘坐过的两条船并不是同行者,所以无从谈起是个由三条海船组成的远洋船队。他所乘坐的是外国商船,而非中国船只。 假设耶婆提是墨西哥 法显从耶婆提乘坐另一条商人大船,东北行,前往广州。船上二百余人,大多是婆罗门。耶婆提国外道婆罗门兴盛,应该说,这些婆罗门是耶婆提国人。商人们议论说:“平常五十日便可达到广州。”就是说,他们常来往于耶婆提国与中国之间。如果说耶婆提是美洲的墨西哥,那么在东晋的时候,墨西哥就该与中国有贸易往来,但至今尚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只有印度尼西亚才有这种可能性。早在汉朝时,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就有官方交往,贸易往来。《后汉书》卷六本纪有云:永建六年(公元131年)“十二月,日南徽外叶调国、掸国遣使贡献”。东晋时, 印度尼西亚有商船来华当然无容置疑。 关于耶婆提,法显写道:“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连云山先生认为,“法显所说的耶婆提‘婆罗门兴盛’,是指这里是高等种姓人统治,权力很大的意思,是酋长制部落社会的意思,并非指婆罗门教。”我认为,法显这里指的是宗教。其实,法显说得明明白白,“外道婆罗门”。外道已道出了婆罗门的宗教性质。其时,印度尼西亚处于甫尔纳哇尔曼时代,爪哇等地信仰毗湿奴的印度教。这正是法显所描写的情况。 法显说,他乘坐的商船离开耶婆提,“东北行,趣广州”。如果耶婆提是墨西哥,那么离开该地后就不可能东北行,而应该是西北行。连云山先生说:“航向‘东北行”,这是航行计划。是他们根本不知自己已在美洲,而是按已知的地理和世界概念作出这一航行计划的。” 船上有海师,也就是舵手,他们在起航的时候,怎么能不知道东西南北呢?他们怎么能不辨方向胡乱航行?《佛国记》是法显归国后所写的游历的实录。他很注重时间、数字和方向,他不会记录他的航行计划,而是记载他的实际经历。他是位学问僧,不会把方向搞错的。所以,法显离开耶婆提东北行,是确信无疑的。 退一步说,法显乘坐的船到达的是美洲的墨西哥,那以先于哥伦布达到美洲的并非是法显一人,还有众多的商人,而那些商人并非是中国人,这就是说,先到达美洲的并非只有中国人法显,而且有众多的外国人,并不是法显一人独领风骚。 综上所述,我认为,法显所到的并非是美洲,而仍是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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