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学术观点新颖。观点新颖与选题新奇固然无必然联系，但前者多与后者有关，前述《龙的文明：东西方的龙--蛇》就是一例。作者反复论证的主题就是希腊神话艺术中的蛇即中国的龙。中国是人类文明的唯一发源地，这个文明后来扩散到全球各个角落。它既可被称为龙的文明，也可被视为“蛇的文明”。人类文明源于何处是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般认为非洲东部可能是，但不排除其他人类发源地，我国的云南一带就有可能是人类的又一起源地。不论是一源论，还是多源论，都未把中国看作唯一起源地。这位希腊学者以龙与蛇的相似及其在东西方文化中种种似是非是的表现形式为据加以论述。其观点、其论证方法虽难以苟同，但她的发言确实使与会者耳目一新。再如商代战车的起源。美国一学者的解释是：商人独立创造的可能不能排除，但最有理由的假设是制造这种车的技术从公元前三千年代西伯利亚的阿凡纳谢沃文化传到渭河、黄河交汇处，当地的工匠依此制造了中国的第一批车。他的理由是在已知商代战车遗址中，看不出象在两河流域和黑海地区出土的战车那样的发展序列。阿凡纳谢沃文化有青铜、辐轮和家驯的马，而且有几个青铜物件与商代风格相似。因此，商代战车起源可用传播说来解释。虽然传说中的黄帝时已有车，但在新的更早的考古材料发现以前，这位学者的意见还是值得考虑的。此外，英国著名罗马史家、牛津大学教授米勒关于将罗马帝国作为一个体系来研究的观点，法国学者C·莫斯关于雅典民主政治中公民平等问题的讨论，丹麦学者E·克里斯琴森对M.芬利否定奴隶社会普遍性的推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历史系探索出的古代亚洲文明比较研究方法，美国学者J·H·本特利对丝绸之路文化传播论的质疑，加拿大学者A·卡森关于古风时代希腊城邦的秩序观念的研究都给人启迪，引人思索。
    至于其他方面的特点，如对社会史，文化史、史学史内容的重视，前已点到，不再赘述。仅从上面几点就可看出，国外的世古史研究在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特点即他们的优势，我们的劣势。我们有自己的优势。这个优势就在于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在于我们在东方文明，特别在中国文明的研究上，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那么，我们如何发挥优势，师人之长，创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世古史研究道路呢？这次国际会议，尤其是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与成果，给我们的启示是有益的、深刻的。
    一、要切实提高我们的研究能力，特别是掌握运用第一手材料的能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何况我们不一定都是巧妇呢？因此，我们中青年世界古代史研究者，应切实打好基础，闯过一至几门古文字关（现代外语就更不用说了），掌握深入研究的起码工具。另外要加强对外交流，与国外有关大学、研究、出版机构建立联系，争取得到最新研究信息和考古材料，吸收最新研究成果。这样我们就会在这一学科的宏观与微观研究上都有发言权。我们的老前辈周谷城、吴于廑、林志纯三位先生早在10年前就提出了加强古典文明研究的战略设想，并在林先生亲自主持下付诸实施。林先生多年来坚持从古文字抓起，从大学本科生中选拔培养我国未来的古典学研究者，虽任重道远，但都是我国世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二、要继续拓宽研究领域，向社会史、文化史等方面发展。这次会议中国学者的论文已显示出这样的趋向，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这不仅仅是为了寻求新的研究课题，选择新的突破口，而是进一步深化研究的需要。政治变迁、阶级斗争、经济制度、战争风云，名人功过无疑仍是不可忽视的主题，但人类历史的整体并不只是由它们组成。人们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化娱乐、社团组织，以及民族的迁徙融合、文明的碰撞交流、中外文化的种种联系，都是曾经存在的历史，我们没有理由将其置于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而且它们有时在某种程度上对历史的进程也有重要影响。社会现象即历史现象，社会问题即历史问题，加强社会史、文化史以及作为社会主体“人”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世界古代史乃至整个历史学的发展。
    三、要加强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在中外比较上出成果。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教学之便，我国的世古史教程不包括中国古代史的内容，我们的世古史工作者也多把探索的目光投向中国之外的外国古代史，而且主要兴趣在希腊、罗马。近年来这种现象已有所改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把中国排除在外的世界古代史是不完整的，中国学者不懂中国古代史而去进行外国古代史的研究不能说是舍本求末，也有顾此失彼之嫌。本来我们中国的世古史学者在进行中外比较时，至少有一半发言权（从国外一些学者的论文也可看出，一涉及中国史，他们的先天不足就暴露无遗，他们多用二手资料），但实际上我们的一部分研究者往往因古汉语不过关、对古代典籍不熟悉难以深入论证，只能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吸取所需，或顺蔓摸瓜，根据别人的注释再去找原文核对，有时甚至是从外国学者的著述中才得知汉文典籍中的有关记述或出处。这种情况当然主要发生在缺乏国学功底的中青年研究者中间，但它确是一个信号，昭示我们要搞世界古代史，必先熟悉中国古代史，知己知彼，才能在对比研究中占据主动地位。这次会议上中国学者的比较论文占较大比重，既有中外文明整体比较，如中西古典学；也有某方面的比较、如中、希、印之精神觉醒；还有人与人的比较，如孔子与佛陀、与苏格拉底，商鞅与梭伦等，展示了中外比较研究中中国学者的优势。我们应当继续重视、加强、发挥这一优势。我国的世界古代史研究要在近期有所突破，窃以为希望在于中外文明的比较研究。
    最后，要知难而进，自强不息，勇于开拓新局面。治史难，治世古史尤难。诚如大会秘书长王敦书教授所言，存在着“语言障碍，缺乏资料、图书和经费，对外交流不够“诸种困难。要克服这些困难，只能靠自己的努力，国家的支持。然而就我们而言，自己努力是关键。图书资料少，并非一点没有；有语言障碍，并非没有突破的可能；对外交流少，可以设法扩大。这次有五大洲学者参加的国际学术会议能在我们中国召开，不就是以王敦书先生为首的一批学者努力的结果吗？这次会议扩大了中外学者的接触交流，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为今后的研究合作奠定了基础。它的成功表明，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我们上下求索、务实苦干，既立足当前，立足中国，又放眼未来，放眼世界，我国的世古史研究就一定会以崭新的风貌进入这一学科的国际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