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主义作为20世纪20年代初产生于俄国侨民界的一个政治思想流派，旨在构建一个独特的思想体系，其成员一向致力于以自己的视角对俄国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再认识，他们认为不能孤立地看待俄国历史，必须把它放到欧亚洲的历史框架下去审视。欧亚主义者所定义的欧亚洲是从波兰边界延伸到中国长城的一个特殊历史、地理区域，这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大陆，与西部疆域（欧洲）和南部疆域（亚洲）都不同。“在这个疆域范围内自古就存在着文化和政治统一的趋势，欧亚洲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共同趋势的历史”[1]。欧亚主义者认为，正是这些趋势的存在使欧亚洲历史不同于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分裂更大的欧洲和亚洲，也正是这些趋势形成了西徐亚、匈奴、蒙古、俄罗斯这样独特而又相似的帝国。
    欧亚主义历史观的主要阐述者是历史学家Г.В.维尔纳茨基（1887~1973），他在Н.С.特鲁别茨科伊（1890~1938）和П.Н.萨维茨基（1895~1965）的影响下首先确立了不接受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通常人们把世界历史理解为西欧世界的历史。俄国只能被列入西欧历史……这样的世界史是扭曲的世界史，因为我们把日耳曼-罗马欧洲当作历史进程的主轴，这种历史观主要是在15~19世纪欧洲文化迅猛发展的基础上确立的，其本质是欧洲文化霸权所呈现的暂时现象（是建立在对应用自然科学、技术、工业、军事和政治生活发展方面有限理解的基础上的）”[2]。
    维尔纳茨基与其他欧亚主义奠基者不同的是，他从“俄国历史”与“欧亚洲历史”两个概念的对比中得出俄国社会发展的特征。由于他认为这两个概念在含义上是不一致的，因此，他很少使用欧亚主义传统的术语“俄国-欧亚洲”。从历史科学的角度，维尔纳茨基视俄国历史为欧亚洲历史的一部分，“欧亚洲历史是各个民族共同体在欧亚发展地这块土壤上的历史。俄国历史是在逐渐被俄罗斯民族所主导的欧亚洲框架下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3]。因此，“俄国历史在19世纪末之前与欧亚洲的历史远不相符，只是从19世纪最后25年起俄国历史实质上才是欧亚洲历史”[4]。维尔纳茨基提出“俄国历史”与“欧亚洲历史”两个概念具有原则性意义，因为它确定了研究者对待俄国历史特点问题的研究方法：应该把俄国历史看成欧亚洲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在这个视角下才能以应有的方式理解这一历史过程的全部独特性。
    对蒙古鞑靼统治的评价是欧亚主义俄国历史观的核心理论之一，也是欧亚主义有别于俄国其他思想流派的一个重要标志。欧亚主义者对蒙古鞑靼统治时期抱有浓厚而特殊的兴趣，对于他们来说，东方影响、游牧文化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是俄国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为俄罗斯人在同蒙古鞑靼人的斗争中凝聚在一起，不仅彻底摆脱了蒙古人的统治枷锁，而且顺利地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庞大帝国。这个庞大帝国继承了蒙古帝国的国家组织，拥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很快担负起对内对外的防御和扩张职能，从而使俄罗斯成为世界上最帝国化的国家之一。
    一 欧亚洲“整体发展地”的形成
    维尔纳茨基是从两个统一趋势来说明欧亚洲和俄国的历史连续性以及两者的从属关系的：“使俄罗斯民族适应其发展地——欧亚洲，同时也使欧亚洲整个空间适应俄罗斯民族经济史的需求”[5]。这一相互适应的结果是构建“一个新的、在经济和文化意义上完整而统一的国家——欧亚洲”[6]。因此，历史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与周围自然、文化环境达成物质和精神上的一体化。
    维尔纳茨基利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周期性律动模式”对欧亚洲历史进行了分期，即政治联合（“统一国家组织”）时期与分裂（“国家丛林”）时期的阶段性交替。
    第一次建立统一国家组织的尝试是所谓“西徐亚强国”的形成（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代替它的是萨尔马特人、哥特人。
    第二次尝试是“匈奴帝国”的出现（4~5世纪），它瓦解后是大量国家的诞生（阿瓦尔汗国、可萨汗国、卡姆保加利亚、罗斯、佩彻涅格人、波洛维茨人）。
    第三次尝试是蒙古帝国重新在辽阔的疆域上建立了统一国家组织，帝国的瓦解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国家体系包括金帐汗国、察合台汗国、波斯、中国；蒙古帝国结束后形成了第二个国家体系，包括立陶宛、罗斯、喀山、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厄鲁特蒙古人。
    第四次尝试就是俄罗斯帝国，到19世纪中期它占据了几乎整个欧亚洲的疆域。苏联是统一国家组织的继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欧亚洲国家联合向东推进了。
    按照这种周期性律动逻辑，政治联合之后就是分裂时期，这使维尔纳茨基还在苏联存在之初就预言了它的解体，而且不幸言中。
    基于周期性律动模式，维尔纳茨基确定了俄罗斯民族在欧亚洲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俄罗斯民族取得与“周围民族和地理环境”的“身心”统一是开发欧亚洲发展地并在其疆域上建立统一国家组织的大量尝试的逻辑终结。欧亚洲的整个历史就是建立统一全欧亚国家的连续的一系列尝试，这些尝试来自各个方面，最终“斯拉夫-罗斯人在这场历史斗争中取胜了”。
    周期性律动原则是维尔纳茨基揭示欧亚洲历史过程及其组成部分——俄国历史独特性的工具。他在对俄国历史进行分期时则把“森林与草原的关系”作为基础，同时指出，这些概念不是用于“土壤-植被的含义，而是它们自然和历史文化意义的总和”[7]。根据这种分期法，俄国历史被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远古到972年斯维亚托斯拉夫大公去世）是森林与草原联合的尝试时期。维尔纳茨基指出，远在10世纪之前就存在“森林与草原联合的尝试，以便享受它们之间自然资源交换的益处”，而且这些尝试早在俄罗斯民族“独立历史显露”之前就开始了，并延续到“斯拉夫-罗斯人”独立时期。在宗教-精神方面，维尔纳茨基指出“斯拉夫-罗斯人”的多神教开始转向东正教。
    第二个时期（从972年到1238年拔都入侵罗斯）是森林与草原的斗争时期。这是由两个地域走向统一的时期，是罗斯与佩切涅格人、之后与波洛伏齐人紧张斗争的时期。在精神生活中“俄罗斯教会几乎完全依附于拜占庭”，但缺少教会与国家相互关系的稳定形式，是“世界观”不太稳固的时期。
    第三个时期（从1238年到1452年，即蒙古征服期）是草原战胜森林时期。随着罗斯屈服于金帐汗国，森林没有必要再与草原斗争，在罗斯大地上发生了形式上的联合。西罗斯与东罗斯分裂，进入了立陶宛和波兰的版图。随着金帐汗国政权的削弱，莫斯科成为俄罗斯大地民族力量新的聚合中心。在宗教方面，俄罗斯教会摆脱了拜占庭的束缚，而俄罗斯民族的世界观具有了“严厉、甚至残酷的性质”。在俄罗斯教会史上佛罗伦萨教会合并（1439年）是一个界线，拜占庭教会暂时服从于教皇，而俄罗斯教会仍然独立。随着拜占庭的衰落，1453年俄罗斯国家成为唯一的、东正教占优势的国家。
    第四个时期（从1452年到1696年，即金帐汗国瓦解、莫斯科崛起到彼得一世占领亚速）是森林战胜草原时期。罗斯进攻蒙古-土耳其，占领了喀山、阿斯特拉罕、西伯利亚和顿河。宗教方面，俄罗斯宗教、民族意识强大起来，开始了“东正教对西罗斯天主教的防御”，并在莫斯科国家确立了宗主教制。维尔纳茨基认为“俄罗斯生命之本开始动摇”的标志是17世纪中期的教会分裂。
    第五个时期（从1696年到1917年，“俄罗斯国家几乎推进到欧亚洲的自然边界”）是森林与草原在“经济-殖民方面”的联合。在开发欧亚洲疆域的同时，尝试控制北美洲的大片领土（1732~1867）。在精神方面，维尔纳茨基指出俄罗斯民族宗教意识的危机，“教会组织囿于世俗国家的外部形式”。他评价第五个时期是“文化的外部形式在深刻、沉重的心灵震撼中强势发展”[8]。
    根据维尔纳茨基的看法，俄罗斯民族的历史活动不仅与欧亚洲一体化在时间上是吻合的，而且它推动了一体化的整个进程，使众多前提条件得以成熟：“引发俄罗斯民族不断向东推进的动机具有深刻的基础，这不是‘帝国主义’，也不是俄国个别国务活动家微乎其微的政治虚荣心的结果，这是发展地不可排除的内部逻辑”[9]。同时，他强调俄罗斯民族在欧亚洲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俄罗斯民族不仅利用欧亚洲发展地的地理前提，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的未来创造了一个作为统一整体的欧亚洲，使欧亚洲的地理、经济和民族条件都适应自己……俄罗斯民族不仅适应了其发展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发展地”[10]。
    我们应该看到，欧亚主义者以“发展地”所谓的内部逻辑试图将俄罗斯帝国的军事扩张和殖民侵略解释为民族对发展地的天然适应，似乎每个民族都被预定了一个地理空间——发展地，这显然是一种地理决定论，也暴露了欧亚主义“发展地”理论的民族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