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俄罗斯统一国家的形成
    蒙古统治给俄国带来了什么？它在俄罗斯民族实际生活中的现实影响是什么？这一直是史学上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欧亚主义者认为，蒙古时期相当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形成了俄国国家组织，而前蒙古时期罗斯的国家组织水平是初级的、原始的，至少没有为统治辽阔的疆域做好充足的准备。特鲁别茨科伊写道：“莫斯科国家因为鞑靼统治而产生……俄罗斯国家组织起源之一就是鞑靼国家组织”[21]。他认为，成吉思汗给罗斯国家制度思想带来了积极影响，正是为了掌握鞑靼人的国家组织，“俄罗斯的民族思想转向了拜占庭国家思想和传统，并在其中找到了适合于蒙古国家组织东正教化和罗斯化的材料”[22]。因此，俄国专制制度在拜占庭和蒙古国家组织基础上形成，又将其政权覆盖了欧亚洲的整个疆域。
    根据特鲁别茨科伊的看法，正是草原游牧民族对罗斯的侵略、统治，帮助它行动起来，团结起来，摆脱休眠状态。任何异族的压迫 “不只是不幸，而且是磨砺”[23]。如果一个民族在与异族征服者接触时，接纳了他们的心理、民族文化和思想特征，最终摆脱了他们的压迫，那么对统治的益处或害处可以根据获取自由的民族将以什么形式出现来判断。
    在鞑靼入侵之前，罗斯曾是一些独立的大公采邑，“公国之间相互分离，几乎丧失了对民族团结和国家组织的概念……鞑靼人来了，开始压迫罗斯，顺便进行了教导……”[24]200年后，罗斯，按照特鲁别茨科伊的话说，以一个可能“裁得不好看，却缝得很结实”的东正教国家形式出现，以精神的自制力和日常忏悔的统一团结起来，这是鞑靼统治的结果，这一结果是判断俄罗斯民族从鞑靼统治中受害或获益的尺度。
    特鲁别茨科伊承认，在评判俄罗斯国家组织“鞑靼起源”时，反对者的一些意见也值得考虑，即“在俄罗斯国家组织的内在内容和思想表达中有一些十分明确，但在鞑靼国家组织中找不到直接类比的因素，这就是东正教和拜占庭传统”[25]。根据特鲁别茨科伊的理解，鞑靼统治时期，重新燃起古罗斯中的“宗教激情”提高了鞑靼国家组织的精神境界，赋予它新的宗教伦理性质并把它变成自己的。
    根据萨维茨基的看法，鞑靼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俄罗斯国家组织形式的形成，同时它是一个“洪炉，铸就了俄罗斯精神的独特性”。这种观点最初在《草原与定居》（1922年）一文中进行了阐述。在这篇文章中萨维茨基写道，俄罗斯是“大汗的继承者、亚洲的联合者、特殊的边疆近海世界的一部分、深刻的文化传统的传承者……没有鞑靼统治时期就没有俄罗斯”[26]。依萨维茨基的观点，鞑靼之前罗斯的衰落是无法避免的，蒙古人的占领被称为历史的成功，“假如罗斯落到了突厥人的手里……它的经历要艰难得多，命运要悲惨得多；假如占领它的是西方，那么它在精神上要受尽折磨……鞑靼人没有改变俄罗斯的精神本质，而且他们作为国家缔造者、军事帝国组织者的优秀品质无疑影响了罗斯”[27]。
    维尔纳茨基强调，俄罗斯国家组织历史进程的主航道流经蒙古人占领的东罗斯大地，蒙古世界帝国“没有影响其组成部分的内部文化生活，其中包括俄罗斯大地”[28]。俄罗斯大地与术赤兀鲁思200年间共同的历史生活，具有“巨大的历史趣味和意义”。与俄罗斯国家组织“不曾完全融合”，萨来-拔都城和莫斯科是两个中心。因为金帐汗国同时是两个国家的继承者：草原的（波洛维茨部分）和森林的（北罗斯部分）。在前者范围内金帐汗国是中心，在后者范围内（俄罗斯土地）弗拉基米尔是中心，之后是莫斯科。
    维尔纳茨基认为，按照蒙古—中国、蒙古—波斯类型可能也会形成一个蒙古国家，这方面主要障碍就是宗教问题。他认为，假如蒙古大汗们，术赤的后代，接受了东正教，那么不是莫斯科，而是萨来-拔都城“会成为俄罗斯大地的精神文化中心”。正是鞑靼蒙古人对宗教信仰采取了非常宽容的态度，使教会像从前一样保留了它在俄罗斯文化中的主导作用。如果从国家行政机制的角度看，萨来-拔都城是主要中心，莫斯科是次要中心，那么在教会方面则相反，莫斯科是主要中心，萨来-拔都城则是次要中心。萨来-拔都城主教们都在莫斯科设立会馆，主教瓦西安于15世纪中叶把自己的讲坛挪至莫斯科，这些都说明莫斯科的影响。
    莫斯科的崛起和萨来-拔都城的衰落，导致了金帐汗国的瓦解和莫斯科罗斯的形成。从俄罗斯大地在莫斯科周围联合起来到17世纪的莫斯科国家，被欧亚主义者视为“俄国理想国家”的形成时期，这一理想国家组织自然与鞑靼蒙古统治相联，因为它担负起的正是从前蒙古帝国的所有主要国家职能和行政职能。蒙古统治削弱了小王公和贵族政权，促进了中央集权的莫斯科国家的形成。蒙古毁灭性的侵略，对俄罗斯建立国家政权的概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即把分散的罗斯联合成为一个统一政府、统一领导的统一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