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蒙古统治的其他影响
    维尔纳茨基认为，评价蒙古对罗斯的影响有一个简便方法：比较前蒙古与后蒙古时期的俄罗斯国家和社会，比较莫斯科罗斯与基辅罗斯时期的精神和制度。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鞑靼统治带给罗斯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政权性质的变化。首先，大公们对政权有了新的认识。尽管他们“不再是有主权的统治者，因为他们必须承认自己是鞑靼‘沙皇’的臣民，但从鞑靼‘沙皇’那里领取管辖公国的册封金牌后，在与所属的俄罗斯居民发生冲突时，他们可以依靠鞑靼的力量”[29]。实质上，大公对居民的权力加强了。普什卡廖夫指出，鞑靼统治力量使俄罗斯人民认识到政权，而且必须绝对服从它，“鞑靼大汗们没有必要与人民协商，他们足够强大，可以命令人民”[30]。维尔纳茨基也认为，在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时期大公的权限要比基辅时期大，因为大公可以利用蒙古人建立的“行政”机器为自己所用。
    其次，专制君主制得以加强。因鞑靼入侵，俄罗斯原有的民主成分遭到了破坏，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西北公国的市民大会（在其活动中一直带有抗拒大公政权的思想）已失去现实意义，“在鞑靼时期‘市民大会’这个词意味着‘暴乱聚会’”[31]。如果说在基辅罗斯时期，政权的三个成分——君主制、贵族政治和民主彼此制衡的话，那么在莫斯科罗斯，君主制成分明显加强，而这一变化正是建立在蒙古统治的土壤上。
    第二，地理视野的扩大。鞑靼统治使罗斯与草原中心和亚洲大陆边缘发生了密切联系，使罗斯见识了欧亚洲统一者——蒙古帝国的疆域之广阔。按照萨维茨基的话说，鞑靼蒙古时期把罗斯引向了世界历史舞台。罗斯成为两个欧亚帝国——拜占庭和蒙古的继承者，区别于二者，它联合了“森林”与“草原”、定居与游牧的生活方式。В.Н.伊里因（1891~1974）在《论欧亚爱国主义》一文中表述了罗斯在欧亚联合中的作用：“自作主张的、敌对的斯拉夫各民族结果被纳入大蒙古国的机制，以此成为一个民族上和政治上全新的力量，自己同样演变成欧亚统一体的中心”[32]。
    第三，公民与国家关系的改变。维尔纳茨基认为，基辅罗斯与莫斯科罗斯在国家和社会方面的区别相当悬殊。“具有一定保留条件”的基辅罗斯社会是一个“自由社会”，是“社会自由阶级——大贵族、市民和‘农业地区人们’的合作”，后者分为自由农民和具有不同自由程度的债农。而莫斯科国家，特别是从17世纪起产生了“社会对国家关系的全新观念”，居民的各个阶层从高到低都附着于国家公务，出现了与军职有关的人和赋役的人。“农奴制规章”（关于义务服务的法律）推广到全社会。“兵役”成为贵族出身的特征，而“赋税”则是平民的特征。在彼得堡君主制国家中居民普遍服役于国家，居民在为国家服务中被奴役。
    第四，在国家管理结构上的影响。罗斯人从蒙古人那里引进了命令体系，此后专制命令、粗暴的家长式统治和对统治者的绝对服从成为社会生活的常规。这种家长制的专制形式在俄国代代相传，即使彼得大帝向西方学习时其手段也是粗暴的，如普希金所言，他的政令似乎都是“用鞭子写的”。
    在蒙古人的影响下俄罗斯形成了财政、税收、邮政和司法体系。“俄罗斯人从鞑靼人那里接受了一些他们的秩序和行政惯例，特别是货币计算（‘деньги’这个词就是鞑靼词汇），‘тамгу’（商品税）等”[33]，鞑靼人引进了大规模的人头税和实物贡赋，由鞑靼军队来征税（1290年起义之后他们把税收权力转给了俄罗斯大公）。俄罗斯人从蒙古人那里引进了邮件、邮政制度，当地居民有义务为服兵役的人提供交通工具（提供马匹、马车、小船等等）。
    罗斯人从鞑靼那里还引进了相当残酷的刑罚：死刑、刑讯、鞭刑等，蒙古刑法和诉讼法都对莫斯科法典产生了一定影响。特鲁别茨科伊强调指出，“如果在国家生活的重要领域，例如，财政、邮政和交通中俄罗斯与蒙古国家组织之间存在着无可争议的继承关系，那么在其他领域自然可以推测到也有这种关系……”[34]
    第五，军队管理的影响。蒙古军队的组建经验对罗斯具有重要意义。军队的组织结构、划分队列，左右列队，前锋、后卫、从两翼包围敌人的战略，盔甲、兵器、装备都是从蒙古人那里引进的。
    第六，民族性格的影响。游牧蒙古部族对俄罗斯人的文化和道德面貌都产生了实质影响，尤其表现在性格上（率直、刚烈、豪爽、热情、粗鲁、敏感、尚武、善战等）。俄罗斯人对待鞑靼人持双重态度：一方面，反感，对压迫者的反抗情绪；另一方面，对文学中歌颂的“草原潜在的生活魅力”充满向往。
    欧亚主义者对蒙古统治的评价与大部分俄罗斯侨民的观念发生激烈冲突，特别是，它坚决否定和彻底推翻了这样一种观点：在俄国历史上只有欧洲对俄罗斯民族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亚洲影响使俄罗斯民族后退、落后。这种立场使欧亚主义者受到自由-西方主义者的严厉批判，甚至连斯拉夫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都批评欧亚主义是“蒙古主义”。
    但在欧亚主义历史观念中确有有失公允之处，其一，它降低了古罗斯国家组织的意义——基辅罗斯是多民族环境下进行国家建设的第一次实验；其二，蒙古统治对于俄国进一步发展的意义在欧亚主义的历史观中得到充分肯定，但有一点不容忽视：一个国家和民族不可能在依附的条件下得到充分而有益的发展，俄罗斯民族进入蒙古帝国虽然扩大了“地理视野”，但没有给罗斯带来文化、经济提升。
    综上所述，欧亚主义者认识俄国历史的最特殊之处在于，否定罗斯落入金帐汗国版图之后发展停滞的主流说法，认为东方、蒙古对俄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对国家组织形成的影响深远。蒙古入侵尽管使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彻底被改变，但它从鞑靼蒙古人那里继承了统治一个欧亚大国的信心、政权和组织模式。欧亚主义者在俄国历史编纂学中重新思考东方游牧民族在俄国历史上的作用。他们不单单把东方的、图兰的世界纳入俄国历史，而且好像从另一个世界——草原的、亚洲的世界（当然是在欧亚洲框架下的东方和亚洲），而非从西方的世界来审视历史。这不仅丰富了俄国史学，而且使人认识到俄国历史过程中某些被忽视的方面，尤其是罗斯与游牧文化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