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张知己知彼，“以夷之术防夷”。幕末不少思想家都以《孙子兵法》为依据，强调知己知彼的必要性。象山也如此，他说：“当今抵御外寇之急务，莫先于知彼；知彼之法，莫要于尽彼之术。”⑤“愚意不外以夷之术以防夷。彼有大舰，我亦造大舰；彼有巨炮，我亦造巨炮。”⑥这里所强调的重点乃在军事方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学习西方的最初情形。
    四、明确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象山曾赋汉诗一首，其中有“东洋道德西洋艺”⑦之句，这是他对“和魂洋才”思想所作的最简略的表述，除这一表述以外，他还对“和魂洋才”思想作过一个解释性的说明，叫做“以汉土圣贤道德仁义之教为经，以西洋艺术诸科之学为纬。”⑧从这一说明来看，他所说的“东洋道德”指的就是汉土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但他所理解的儒学，已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实学。他曾说过：“儒者之学以经世济民为务，学不足以经世济民，非儒也。”⑨
    应该说，象山的观点是非常明确的，一方面他主张坚持适应时代需要的儒家伦理道德，一方面他又主张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日本近代物质文明。至于二者的关系，象山没有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以至孰为本、孰为末之分，从以上所引的他的解释性说明来看，他只认为一方为“经”，一方为“纬”，他的意思是要经纬交织，相互钩贯，以绘制出日本近代化的宏伟蓝图。日本学者植手通有曾对象山的这一思想作过一个概括，认为象山“主观上是要在摄取西洋科学技术时，很好地将程朱格物穷理理论运用于现实之中，他的意图是不要用西洋科学技术代替传统。”⑩这一概括是颇有一些道理的。
    以上可见，象山不仅明确提出了“和魂洋才”的观点，而且对其内容作了充分的表述。就其论述来看，他并无偏颇之言，他既对学习西方予以足够的重视，又不忽视保持本国固有传统的问题；既注意到对待西方先进技术的积极态度，又不放弃坚持日本民族精神的基本立场。他这方面的思想，反映了当时日本文明开化，走向世界的历史趋势，在当时的日本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
    “和魂洋才”思想的发展
    “和魂洋才”思想虽形成于幕末，但却贯穿于日本近代化的全过程之中，除佐久间象山对之作过典型表述之外，还有一些思想家述及这一问题。就是说，“和魂洋才”思想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不同时期和不同人身上都或多或少地有过一些表现，尽管其表现形式因时因人而有所不同。
    大体说来，幕末开国前后之际是“和魂洋才”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将“和魂”与“洋才”问题同时提出，并不片面强调哪一方面。这与这一口号提出之初不能过于偏激以便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这一情况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一时期，除象山而外，桥本左内和横井小楠也曾明确论及这一问题。左内即明确说过：“器械艺术取于彼，仁义忠孝存于我。”（11）小楠也曾明确指出：“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何止富国，何止强兵，四海布大义。”（12）这些议论，与象山的论述意思完全一致，而且提法也基本相同。
    明治初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是思想家们着重强调“洋才”问题的时期。日本学者森鸥外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欧化主义”时期（13）。这一时期，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把革除旧弊，移入泰西文明定为国是。明治政府颁发的五条誓文中即有“破除旧来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之语。于是，一时间西洋之风吹遍日本列岛，形成所谓“脱亚入欧”运动。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大都积极宣传西欧近代文明，论证日本文明开化的必要性。当时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宣传读物。较为著名的如福泽谕吉（1834—1901）的《文明论概略》，加藤{K5E803.JPG}一的《文明开化》，小川为治的《开化问答》等。这些读物中，影响最大的是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概略》，这本书在当时几乎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大约明治十年以后，转入批判片面强调“洋才”而忽视“和魂”的时期。森欧外概括为“对欧化主义的反对时期”（14）。这一时期不少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揭露欧化运动给明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如当时思想较为激进的幸德秋水（1871—1911）于明治十三年（1880年）发表《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一文，认为从道德上看，明治社会已“腐败堕落”（15）。另一思想家德福苏峰（1863—1957）的言词更为激烈，他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著《新日本之青年》，指出：“明治之世界，乃批评之世界，怀疑之世界，无信仰之世界。”他认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虽“不完全”，“然社会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尚着不完全之衣装，而今日却“尽脱旧衣，未着新装”（16）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今我明治之社会，若从道德上观察，乃裸体之社会。”（17）像这样揭露当时社会问题的思想家，并不限于秋水和苏蜂，据日本学者坂本多加雄说，当时思想家几乎大都具有这一“共通”特征（18）。
    还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列举的是被视为保守势力代表者的元田永孚（1818—1891）。他于明治十二年（1879年）起草《教学大旨》，同年被以“圣旨”形式颁发。其中有如下的内容：“輓近专尚知识才艺，驰文明开化之末，破品行，伤风俗者甚多。……自今以往，以祖宗训典为基，专明仁义忠孝，道德之学主孔子，人人尚诚实品行。然于各科之学：随其才器益进，道德才艺，本末全备，大中至正之教学布满天下，以我邦独立之精神，可无耻于宇内。”（19）这里，他极力推崇孔子的“道德之学”，主张“以祖宗训典为基”，未免不合时宜，在当时明治政府急速推进近代化过程的情况下，的确显得有些保守和迂阔。但他对当时只重“才艺”，忽视“道德”的现象大加挞伐，也可以说是切中时弊的。
    与这一例子相关，还可以列举的一个例子是井上哲次郎（1855—1944）。他于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接受政府旨意著《敕语衍义》，以解释元田永孚、井上毅（1844—1895）等继《教育大旨》之后于1890年起草并由政府颁发的《教育敕语》。其中，他对当时片面重视“洋才”而忽视东洋道德的现象予以抨击。他说：“我邦人采欧洲之事物，不问长短，以为彼国之事物尽善之，东洋之事物尽陈腐”，以至抛弃“东洋古来之德教”，结果“民心四分五裂，呈可悲之状，如此岂可图国家之富强。”（20）
    如果说秋水和苏峰是从激进或“左”的角度对明治初期欧化运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揭露的话，那么永孚和哲次郎则是从保守或“右”的角度对这种问题作了批判。
    以上是就各时期思想家们在“和魂洋才”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或基本趋势而言的。实际上在各时期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同的观点。亦即还有另外倾向的观点存在。如在“和魂洋才”的思想形成的时期，即有根本否定西洋文明，完全排斥与西洋交往的观点存在。当时思想保守的大桥讷庵（1816—1862）即持有这种观点。他仍将西洋视为“戎狄”，并认为“戎狄礼义廉耻全无，专务利润之事而已”（21）在幕末政府与美国缔结亲善条约之后，他仍大声疾呼：“天朝应速将攘斥外夷之敕令公诸海内”（22）。又如在欧化倾向严重的明治初期，也有持不同看法的代表者。佐田介石即被视为这样的代表者之一。他对当时社会上把欧化等同于文明开化的现象大为不满，指出：“所谓文明开化，并非仅限于西洋。西洋有西洋固有之文明开化，日本也有日本固有之文明开化”（23），明确反对全盘欧化。讷庵等人所处的时代，日本正处于近代化起步之初，各种问题都在探讨、摸索之中，故在“和魂洋才”问题上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情形是不足为奇的。
    中国近代化之初也曾提出过“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这一口号在中国近代史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近代化或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不可避免地会碰到如何对待本国传统与外来文化以及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日本近代化之初的“和魂洋才”思想，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值得引为借鉴，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