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加诺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团结各派力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
    苏加诺根据印尼的具体情况和传统习惯，总结历史革命失败的教训，创造了能使各派团体反帝的民族主义理论。早在上大学期间，他就探索如何把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融于民族主义之中的问题。在1926年，他写了一篇题为《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共产主义》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肯定地认为印尼存在着各种思潮和各种派别，其中主要是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共产主义这三种思潮和派别，他认为这三种派别在殖民统治情况下，能够结合起来，反对共同的统治者，实现共同目标，即建立自由的印尼民族国家。他以爪哇人特有的气质，宽宏大度，平易近人，联系各派领袖，与他们保持较好的私人友谊。他一再强调各派冲突是可以调和的观点。他认为作为一位民族领袖应是能够使冲突的思想保持和谐的那样人物。他多次称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又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穆斯林，集三者于一身。在他的演说中，常引用马克思的话和伊斯兰教的“圣经”。他认为民族主义是笼罩一切的思想体系，是能够把各种不同思想汇成一个主流的。苏加诺的这种折衷的民族主义理论曾一度成为印尼人民团结反荷的旗帜。在他的推动下，1928年全国青年通过了《青年誓言》，1929年10多个党派联合成立“印度尼西亚政治联盟”，共同承认印尼是一个统一的民族，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承认马来语为国语，红白色旗为国旗，“大印度尼西亚歌”为国歌。他使各种思潮和党派初步联合起来，结成了反荷的统一战线。苏加诺也自然成为各派都能接受的民族领袖。
    1945年苏加诺在“建国五项原则”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把它作为建国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建国的五项原则”第一是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第二是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第三是协商制或民主；第四是社会繁荣；第五是信仰神道。这五项原则可合为三项：社会民族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信仰神道，而这三项原则最终合为一项即互助合作。我们要建立一个互助合作的国家。“互助合作”的原则“在富人与穷人之间，在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在纯粹印度尼西亚人和变成印度尼西亚籍的混血人之间，都是适用的”。苏加诺号召所有印度尼西亚人作为一个统一团结的民族，共同为实现“建国五项原则”中所包含的理想而斗争⑥。
    建国后，苏加诺总统把他的理论发展为“纳、沙、贡”政体，建立“纳沙贡”内阁，即民族主义者、伊斯兰教徒、共产主义者共同参加的内阁。1964年当他让共产党员进入内阁时，遭到右派的强烈指责。他说：“我受到指责，说我只把利益给我们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团体。我的回答也是，是的，是的！我只把利益给一个团体，那就是革命派！我是民族主义者的朋友，但仅限于革命的民族主义者！我是宗教团体的朋友，但仅限于革命的宗教团体！我是共产党人的朋友，因为共产党人是革命的人民。”⑦由此可见，苏加诺的理论是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理论，也可以说是在资产阶级领导下组成反帝统一战线的理论。这种理论在殖民统治下的印尼最初是能起到团结各地各派力量，共同反对荷兰殖民者的进步作用的，也符合当时印尼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的要求。它易受到各派的赞同和接受，因此苏加诺的理论自然成为当时印尼各阶层人民反殖民反帝斗争的旗帜。但是建国后，由于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这种折衷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就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了。
    苏加诺不仅在国内坚持民族团结，争取共和国的统一，而且还号召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国际上，他实行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1955年4月18日，29 个亚非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冲破帝国主义的种种阻挠，云集印尼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印尼总统苏加诺在会上做了题为《让新的亚洲和新的非洲诞生吧！》的振奋人心的开幕词。他号召亚非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我国周恩来总理也在会上发了言，提出了“求同存异”共同反帝的进步主张，提倡“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得到了与会者的认同大会通过了万隆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人民要求团结反帝的强烈愿望，也体现了苏加诺总统提倡的各种派别和思潮团结反帝的精神。
    1961年苏加诺总统又参加了在南斯拉夫召开的不结盟会议。在大会上，他再次号召“新兴的力量”和“自由和正义”的力量，团结起来，同“旧有力量”和“旧的统治势力”作斗争。他说，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没有死亡，“世界的安宁经常被旧的秩序所威胁。”⑧因此，不结盟国家应该团结起来，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当时，苏加诺的团结反帝的民族主义理论，在国际反帝斗争中曾起过很大的作用。
    三、苏加诺是印尼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具有明显的阶级局限性
    苏加诺的阶级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下面几方面：
    1.极力把民族独立运动局限于殖民当局的法律范围之内。苏加诺出生于东爪哇岛勿里达的一个土族低级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曾任过乡村学校的校长和小学督学，是一个“阿也冈”的穆斯林。他由于自小接受荷兰西方的教育，但又保持着爪哇人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在大学里，他虽学有成效，但常遭荷兰人的歧视，政治上受到极大的压抑。尤其是荷兰人在土著人面前妄自尊大，做威做福，更令苏加诺义愤填赝，心灵上受到极大的创伤，有被人欺负的屈辱之感。于是他年青时就立志，为维护自尊心，恢复个人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荷兰殖民统治。但是他认为，殖民者较强大，是无法用革命的手段去战胜的，只有用统一的印尼民族团结斗争精神得到它。他希望在荷兰当局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用甘地的不合作运动的办法，迫使荷兰让印尼独立。因此他领导的民族党，在发动群众反对殖民统治时，也尽量把群众斗争控制在非暴力范围之内。当他第一次被捕时，还满怀信心，利用法庭作为宣传民族主义的讲坛，并争取无罪释放。但他遭到第二次被捕后，荷兰当局根本不开庭审理就给他定了罪，他连自我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他开始意识到要在荷兰法律的范围内斗争，争取印尼的独立是不可能的。但是，1942年日本侵占印尼期间，他又幻想在日本军政府纪律的范围之内，争取民族独立。他在利用日本军政府给予自己宣传民族主义的自由和给予印尼独立承诺的同时，也为日本军政府做了征集大米和石油等军需物资，组建一支由印尼人参加的“义勇军”等事情。这是苏加诺妥协性最明显的表现。
    2.苏加诺多次与荷兰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在日本战败后，苏加诺虽然号召人民坚决同荷兰殖民者进行游击战，但最终还是与荷兰妥协，以保存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存在为条件，先后与荷兰签订了“林芽椰蒂协定”、“伦维尔协定”和“圆桌会议协定”，承认荷兰在其它地方的统治权，和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上的种种特权。虽然，后来通过他领导印尼人民的不断斗争和世界人民的支援，先后废除了这些不平等协定，然而，苏加诺这些行动充分反映了他在反对荷兰殖民者的斗争中，具有较明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3.苏加诺总统为了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镇压共产党及各派革命人士。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后，苏加诺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和个人已取得的地位，不择手段地镇压不听命于他的共产党和其他左派势力。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苏加诺因应顺历史发展潮流，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团结各派力量，推翻荷兰殖民统治，缔造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并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帝斗争，所以成为印尼人民的伟大领袖，世界人民尊敬的反帝的进步人士。但是，他毕竟是一位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家，必然具有其阶级局限性。1970年6月21日苏加诺病逝，印尼人民用各种方式来追悼这位出色的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高举团结反帝旗帜的旗手。苏加诺为印尼人民、亚非人民和世界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将永垂青史。
    注释：
    ①黄昆章：《论苏加诺》，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80年第一期。M·Y·纳苏蒂安：《苏加诺工程师的生平与奋斗》，1951年雅加达版。辛迪·亚当斯：《我的朋友——独裁者》，1967年印第安纳波利斯版。贝达姆：《苏加诺和争取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斗争》，1969年伊萨卡版。J·D·莱格：《苏加诺—政治传记》，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2页，1975 年人民出版社。
    ③孙福生：《印度尼西亚现代政治史纲》，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④《自传——苏加诺口述给辛迪·亚当斯》，1965年纽约版，第160页。
    ⑤沙里尔：《流放归来》1949年纽约版，第245—246页。
    ⑥《苏加诺演讲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版，第19—21页。
    ⑦《苏加诺——政治传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73页、第3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