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美尔城邦政体问题是古代城邦问题的重要课题之一。自本世纪以来，国外东方史学家对苏美尔城邦政治体制的性质及特点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不少专著和论文相继发表。50年代，美国K·A·魏特夫著《东方专制主义—集权国的比较研究》；①苏联A·N·久梅涅夫和B·B·斯特鲁威分别发表了《近东和古典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等论文。②他们对古代东方社会性质的看法虽不尽相同，但都强调地理环境决定东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即自始就是专制主义的。美国著名的亚述学家T ·雅各布森发表了《美索不达米亚早期政治的发展》、《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原始民主政治》等文章，在西方史学界引起轰动；70年代末，我国史学研究者发表《世界上古史纲》，提出了苏美尔城邦政体基本上是贵族共和制。然而迄今为止总的看来，史学界关于城邦的概念、形成、政治体制及特点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的探讨尚存在分歧和相互矛盾，仍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拟就“苏美尔初史时期”城邦的三个政治机构：城邦首领、人民大会、贵族会议的权限，职能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试对苏美尔城邦政体的性质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城邦一词源于希腊文，有三种含意：（一）城市；（二）国家；（三）公民公社。在古代希腊人的想法中，一般是把三者结合为一个概念——“城市国家”，亦即城邦。从发展的观点看，城邦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它产生的那天起，作为其统治中心的城市就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城市不仅有大小的区别，也有繁荣程度的不同。有的以工商业贸为中心，有的则不然。然而有一点则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个城市必定是该国国家机构、政治集会、宗教事务以及其它公共活动的中心，是国家管理机构和神庙所在地，这是标志性的东西。以这样的城市为中心的国家无疑就是城邦。由这一点而论，我们认为是不能够仅仅以工商业贸易为中心的城市的标准来套古代城市的，这样就会使城邦失去普遍意义，从而陷于偏狭。
    苏联学者弗·尼·尼基甫洛夫认为：“美索不达米亚的历史和埃及的一样，是从城邦时期开始的。”③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是人类社会最早进入文明的地区。早在考古学上的埃利都·欧贝特文化期（公元前4300—3500年，军事民主制时期）就已开始出现城市，这些城市始建于国家产生前，如乌鲁克，及至“苏美尔初史时期”（公元前3500—2700年）伴随着阶级分化，城市乃成为结合周围若干城镇、农业地区而形成的国家的中心。在苏美尔，这种以城市为主要基础和单位的国家相继产生了许多，如乌鲁克、乌尔、乌玛、基什、拉阿什等数十个。史学界一般称之为“苏美尔城市国家”或“苏美尔城邦”，考古学所揭示的这一历史过程已为中外大多数学者所公认。
    无庸置疑，城邦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脱胎而来的一种最早的国家形式，这种国家的政体就必然带有它脱胎而来的那个社会的管理机关的残余和外壳。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最早的国家机关是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氏族制的旧机关而建立起来的。”④苏美尔城邦是最原始的国家，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国家，因而明显地带有军事民主制的痕迹和残余。军事民主制的机构到这时发展为国家的政治机构，即从军事首领演化来的城邦首领；从氏族长老会演化来的贵族会议；从氏族部落成员参加的民众会议演化来的公民男子战士会议（也称人民大会）。这三个机构的力量对比对城邦的政权组织形式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
    我们仅以乌鲁克城邦为例，对苏美尔初史时期的政体性质进行分析。
    苏美尔初史时期包括：
    公元前3500—3100年乌鲁克（第12—5层）文化期
    公元前3100—2700年乌鲁克第4层和捷姆迭特·那色（乌鲁克第3层）文化期
    早王朝初期（原始王朝时期）和中期
    苏美尔初史时期是奴隶制城邦产生的历史时期。城邦首领称为“恩”（EN）。在苏美尔语中，“恩”的原意是成功的经济事务管理者。我们由此推断，可以认为，在城邦经济事务管理中，恩起着重要作用。后来，有了“首领”和“统治者”的意思。城邦首领的职能有领导城邦祭祀、主管神庙、水利等工程建设，掌管神庙经济、统率军队作战等。如乌鲁克出土的一块猎狮残碑上，表现了“恩”正在用弓箭和长矛射杀狮子的情景。⑤苏萨出土的一只圆筒印上，表现了他在用弓箭射杀敌人的场面。⑥恩在生前握有国家大权，死后又有大量陪葬，甚至伴有大批人殉。然而，事实上他还不是东方国家的专制君主，只是城邦首领，他的权力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苏美尔神话中关于洪水的传说向我们提示了这一点，其中强调“神要毁灭人类，降下洪水，是通过众神会议做出决定的。”不仅如此，“众神会议”（可以视为城邦人民大会）还可以选举王，也可以剥夺王权，直到早王朝11时，苏美尔城邦首领的权力仍受到贵族会议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