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时期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公元前460—前395年）在其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叙述早期希腊历史时说：“在米诺斯时代，海上的交通比较便利了，不只是希伦人（即希腊人），还有住在沿海一带和岛屿上的蛮族都把海上掠劫作为共同的职业。海盗的领袖是强有力的人，他们作海盗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了扶助他们同族中的弱者。他们袭击那些没有城邦保护而分散在四处的村镇；他们以劫掠这些地区来谋得他们大部分的生活。”⑨同时他还指出：“在以后的时期中，由于海盗的广泛流行，岛屿上和大陆上的古代城市是建筑在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些地方直到现在还留在原来的地址上。因为海盗们不但彼此掠劫，而且掠劫沿海居民，不管他们是不是以航海为职业的。”⑩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地处希腊半岛的东部，不可能免遭修昔底德所说的海盗们的侵扰。
    在古风时代，希腊人主要是向海外殖民，在希腊半岛之外的地中海世界和黑海沿岸地区设立殖民点，建立新城邦。但是，这时的希腊也不是伊甸园的“禁果”，不许他人染指。在这个时代，雅典由于工商业发达，航海业兴盛，非雅典人不断迁入阿提卡半岛定居，从事各种经济活动。正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说：“我们可以肯定，上溯到提秀斯时代，尤其是梭伦时代，除开奴隶不算，无所隶属的这一阶级的人数已经很多了。”（11）在这里他所说的“无所隶属的阶级”就是指外来的、不属于雅典任何一个氏族部落的居民。他们的地位无疑是平民阶层，一旦他们的经济实力增强，绝不甘心处于无权的位置，必定要同氏族贵族展开争夺政治权利的斗争。
    外部暴力干涉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公元前527年庇西特拉图死后， 由其子希庇亚（公元前527～510年）与希帕库斯（公元前527～514年）继位。失败的贵族图谋报复，企图恢复昔日尊荣地位，于公元前514年暗杀了希帕库斯。公元前510年奉行贵族政治的斯巴达人又“派遣自己国王克勒俄墨涅斯统率大军由陆上出发”（12）攻入雅典，推翻僭主政治，扶持贵族当权。这一事实表明，雅典国家在完善过程中，依然存在外部暴力的干涉。
    雅典国家是城邦国家，而非领土国家。“城邦”一词出自古希腊文πολIS（波里斯）（13）。“波里斯”在荷马史诗中是城堡或卫城之意。雅典人通常把山巅上的卫城称为“阿克罗波里斯”。城邦国家就是以堡垒或卫城为中心，逐步发展为城市，然后扩展到乡村发展起来的。传说中的提修斯改革前，在阿提卡半岛上就有好几个城堡。城堡和卫城的存在，是为了防止敌对势力的侵袭。这证明雅典既有外部暴力又有内部暴力的干涉。正因为这些内外暴力的存在，雅典人在梭伦改革以前就把“每个部落分为十二舰区，共计四十八个；每一个舰区就是包括若干户主的地方分区，陆、海军的兵役即从这些户主身上征调，赋税大概也是从他们身上课取”（14）。陆、海军的建立不单是为了对外的劫掠，防御外敌的入侵，也是为了镇压内部暴力的反抗。
    阿提卡半岛上提修斯改革前，居民组成若干独立的部落，“每一个部落都有着自己的领土……，有着他们的会议厅和迎宾馆”（15）。当他们遭到外来势力侵略时，可以暂时地结成联盟，彼此相互保护。但在无共同御敌情况下，各部落之间也会经常发生暴力冲突，各地区不断发生纷争，而内部的暴力斗争更为主要的是阶级斗争。
    在荷马时代，希腊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生产工具完全是用青铜和铁制成，农业、畜牧业、园艺业和手工业也很发达。农业耕作精细，往往役使畜力犁耕田土三次才播种，而且采用了轮耕制、灌溉和施肥；畜牧业中饲养的猪、马、牛、羊成群；园艺业中栽培的葡萄、橄榄，结出的果实累累；手工业中有冶铁、制陶、榨油、酿酒、纺织、造船、工具和武器制造等等行业。与此同时商业也发展起来，在希腊本土互换各地特产，向海外交换粮食和奢侈品。俄底修斯就是一个工于心计的投机商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荷马时代的希腊人已分化出贫富贵贱的阶级。《荷马史诗》中就反映了这样的事实：“有些枭雄的君主已经富有肥沃的份地，广大的小麦田和葡萄园；在公社中占居首席，饮美酒，餐佳肴，特别爱好养马。”（16）“这些贵族领有广大份地、畜群，这足够证明在荷马时代业已有了土地和畜群的私有财产。”（17）而耕种土地的农民，则辛苦地劳动，“神色疲倦，渴望饮食和休息”（18）。荷马时代，贵族和平民的阶级界限区划已经十分明显了。
    生产力的提高，使奴隶劳动能给主人带来剩余产品。因此荷马时代的奴隶制度已开始形成。战争中抓获的俘虏，海盗拐骗、掠夺来的人口均沦陷为奴隶。廉价的奴隶劳动用于农业、手工业、园艺业、畜牧业和家庭杂役，商业航海。不过，荷马时代奴隶的数量与古典时期发达奴隶制度比较，居于少数，没有构成社会生产的主要力量。尽管如此，奴隶和奴隶主两个对立的阶级已经出现，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由于阶级的出现，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也接踵而至。贵族们自诩为“高贵的”、“富裕的”、“饱满的”人，自认为是“神的后裔”。普通平民特别是贫苦者则被贬为“卑下的”、“丑恶的”人。平民和贵族之间的对抗在《荷马史诗》中就有所反映。如阿加门农在特洛伊城下召集战士会议讨论是续战还是撤退时，平民出身的战士特西提斯发言道：“阿特鲁斯之子，你有什么不满和遗憾？你营里满是青铜器，你营里有无数美人，充当你的姬妾。这都是我们亚该亚人每逢攻陷一个城堡，首先给你的馈赠。难道你需要黄金？牧马的特洛耶人会给你的，作为他们儿子的赎金，就是我和别的亚该亚人绑来的的俘虏。……不，你身为领袖就很不该令亚该亚人好汉受尽折磨。”（19）这些激愤的言辞充分地反映贵族们的贪婪，私囊永不觉饱满，他们侵犯了平民的利益，引起了平民对贵族的不满和憎恨。平民为了自己切身的利益必然要展开斗争。
    奴隶们对奴隶主的压迫和剥削，也不可能唯命是从。《奥德赛》中说：“奴隶们，如果主人们不加以督促，就不怎么热心，老老实实地劳动。”（20）奴隶主惩处奴隶亦相当残酷，吊死、刈鼻、割耳、剖腹等等酷刑都用在奴隶身上，奴隶反抗奴隶主也势在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