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马时代希腊社会的阶级矛盾完全陷入不可调和的境地，唯一的途径只有靠国家这一强制性的暴力机关来调解。所以荷马时代的希腊社会已经跨入奴隶社会的门槛上了。一旦跨入这个文明的门槛，国家也就开始形成，雅典国家形成起于提修斯改革，其理由：
    第一，国家与氏族的区别之一，国家有明确的领土范围，以地域关系把居民结合为一个群体。通过提修斯改革，把阿提卡全体居民结合为一个群体，将各自为政的血缘亲属相联系的部落群众统一为雅典“小民族”，而雅典小民族就是以雅典城为中心凝聚了整个阿提卡半岛上居民的称谓。
    第二，国家是以阶级关系存在为前提的。提修斯改革从法律上承认了阶级存在的客观事实，将自由民划分为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个阶级。由于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奴隶被打入了“另册”，但是，奴隶这一阶级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
    第三，国家是凌驾于人民头上的机关，为统治阶级服务并为统治阶级所操纵。提修斯改革以雅典城为中心建立一个凌驾于各氏族部落之上的中央机关，而且明确规定只有贵族出身的人才能执掌国家政权。不言而喻，这个政权是为贵族奴隶主服务的。
    提修斯改革后，氏族、胞族、部落等原始的血缘组织依然存在这是事实。但是，这并不足以否定雅典国家开始形成的客观事实。类似这种情况在波斯和罗马等国家都是如此。波斯人在米底王国统治下有六个农业部落，四个畜牧部落。居鲁士本人就出身于阿门尼德氏族，他领导波斯人推翻米底之后所建立起的波斯王国，军队的建制仍以部落、氏族为单位。然而我们决不能否认居鲁士建立的政权机关属于国家的性质。公元前510年，罗马共和国形成后，氏族、 胞族还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公元前451年颁布的《十二铜法》第五表有关财产继承顺序是：“如果有谁将死时没有遗嘱或者他没有直接的继承人的话，则他的男系最近的则应取得其资产归为已有。如果男系没有人的话，则资产应归氏族成员所有。”（21）甚至在奥古斯都·屋大维时代，罗马人的氏族都还顽固地残留着，氏族墓地也还未被家族墓地取代。因此我们也不能因罗马有氏族存在而否认罗马国家存在的历史事实。
    当然，提修斯改革之后，雅典国家在自身完善过程中，暴力冲突依然不断。公元前632年爆发的基伦暴动就是一例。而梭伦改革前夕，平民也酝酿着暴动， 迫使贵族同意梭伦以调停人的身份进行改革。庇西特拉图在建立僭主政治过程中，两次被逐出雅典，在第三次回到雅典时，使用了雇佣兵力量“在琶勒尼斯一役获胜后，他便占领政府，并解除人民武装”（22），并在一次民众集会上解除了人民的武装。四十年之后，即公元前511年，僭主政治推翻之后，进入一段党争时期， 代表贵族势力的伊歌刺斯和代表平民利益的克利斯提尼，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武装冲突。最后，克利斯提尼夺取了政权，于公元前508年进行改革。 这些史实说明雅典在形成和完善过程中，始终都有内部暴力的干涉。
    雅典“民主共和国是直接从氏族社会中产生的”这一论断也是值得深入地探讨的。现根据历史事实加以辩析。
    提修斯改革后，“贵族们逐渐限制国王的权力，首先把他的军事职责授予一个司令官，然后又把他的民事职责授予一个执政官”（23）。雅典执政官的名额最初为一人，任职终身，后改为十年一任。直到公元前632年，执政官的名额由三人增加到九人，一年一任。首席执政官为“名年执政官”，他的名字同时是在任之年的年号；第二执政官称为国王，主持宗教事务和祭祀；第三执政官为军事指挥官，统率军队，同时兼理外交事宜；其余六位执政官为司法官。九位执政官都是由公民大会从贵族中选举产生。执政官卸任后，参加称为“阿勒俄琶菊斯”的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成员任职终身，有权推荐和制裁执政官，审判刑事案件。贵族执掌国家大权，贵族会议是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自由民成年男子组成的公民大会只是一具表决机器，不起实质性的作用。雅典国家这种组织形式显然是属于贵族共和国。
    理当是雅典的民主共和国是经过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僭主政治和克利斯提尼改革逐步由贵族共和国转换而来的。梭伦改革虽然是为了防止雅典自由民内部进一步分化，削弱国家力量，动摇奴隶主的统治，但是，他的“解负令”侵犯了贵族所有制，保护了小农利益。他以财产资格把居民划分为四个等级，这样就以财产关系代替了血缘标准，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的权势；同时把公民大会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有权决定战争与媾和等国家大事。四百人会议负责准备议案，审理公民会议的提案，取代了贵族会议的一部份职能。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氏族贵族的权势，提高了平民的地位，庇西提拉图的僭主政治，没收了失势贵族的土地，把它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组织巡回法庭到农村审理条件，把国家司法权力深入到一向为贵族势力所把持的农村，而且僭主政治本身就是排斥贵族势力的统治。所以，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把梭伦改革推向纵深，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确立开辟了途径。克利斯提尼改革把雅典国家分为十个地区部落，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以旧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组织关系，彻底扰乱了原来由贵族操纵的四个部落界限，清除了血缘部落组织残余，从此，使氏族失去了兴风作浪的阵地。同时，居民按村社登记和选举，以地籍代替族籍，吸收了一批失去族籍的自由民和外邦人，扩大公民人数，增强了国家的实力。为了惩治那些敢于制造事端，妨碍国家团结，损害民主政治的人，克利斯提尼又制定了贝壳流放法，流放对象主要是企图发动政变，登上僭主宝座的贵族。他所创设的五百人会议成员，按十个地区部落各选五十人组成，取代了梭伦改革以四个血缘部落各选一百人而建立的四百人会议，而且起着雅典政府的作用。这样，氏族贵族权势基本清除，雅典国家便由贵族共和国过渡到民主共和制。
    雅典国家由贵族共和制过渡到民主共和国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背景。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半岛，三面深入爱琴海，海岸曲折多湾，天然良港多。星罗棋布的爱琴海诸岛，举目相望，极利于工商业、航海业发展。半岛资源丰富，陶土多，有色金属蕴藏量不少，为发展手工业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贫瘠的阿提卡盆地生产的粮食满足不了人口增殖消费的需要，促使雅典走上了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经济发展道路。随着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雅典国家兴起了工商业奴隶主阶层。这个阶层经济实力雄厚，他们对内要求分享国家政权利益，以便奴隶制国家能够制定和执行有利于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发展的政策；对外则要求扩大殖民活动范围，以便寻求更多商业市场和原料产地。但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单靠工商业奴隶主的自身力量是无法实现的，必须联合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力量，同氏族贵族展开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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